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以江则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曾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是指我党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发扬“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样的新要求。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它们的内涵也是一致的，对党的建设和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是相同的要求，和我国正在进行的、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反腐败工作也是一致的。这说明两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有着一致的看法，也说明对党自身的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纠正失衡的对权利和权力的配置问题。
权力是统治者的工具，是人压迫人的工具。它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相伴而生，在阶级和国家机器形成之后变得强大。权利是个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被统治者用它来对抗压迫。权力和权利虽然发音相同，却水火不相容。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权利是被统治者的荫庇。权力与统治者和专制相伴，权利与被统治者和民主共生。权力强大的时候，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统治一切，被统治者的权利可以被统治者的权力无所顾忌地践踏。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民的权利开始受到尊重，统治者的权力开始受到约束。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机器加以严格的控制，制定了严格而且可操作的法律限定了国家机关的权力，权力的行使有着明确的尺度，这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挣脱封建权力束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权力对民主和人民权利的威胁，认识到限制权力对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性，于是建立了宪法。宪法的产生原本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所以，评价一部宪法的优劣要看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有效限制权力从而保障民众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宪法还有明显的不足，它所规定的人民的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许多权利还只是停留在字面上，人们常常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去实现这些权利。而政府的权力在中国却几乎是无限的，政府官员有时甚至可以不受限制的行使权力而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政府是行使权力还是承担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讨论，实际上这是对政府的定位问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政府行为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同一事物的两面。这是不正确的看法，它忽视了对主次的区别。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宪法的授权，而从宪法的产生和功能来看，宪法的首要职责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它对政府授权的目的是要政府保障民众的权利，所以说政府从事某一行为是因为其享有权力不如说是因为其要履行职责。对这一性质的正确认识有助于防止政府行为的失控，防止政府成为践踏人民权利的工具。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用“职责”代替“权力”对于正确阐释人民的民主地位，正确阐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要更加准确一些。
对政府职责的定性在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封建历史，并且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教育，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有不少人还会认为政府像封建时代的官府一样，是行使权力的机关。在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程度要更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更不应当有丝毫权力意识。我们平常所常说的服务意识，实际上就是以职责为本的。但在现实中，政府对自己的定位，甚至群众对政府的定位往往不是以职责为本，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常常成为人民权利的侵害者，而且这一现象非常严重，却得不到重视，不能有效遏制，这反映了权力意识在中国深厚的基础。
权力和权利的消长决定着民主的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建设还只是刚刚开始，民主意识还很淡薄，培养民主意识，健全民主制度，是全体中国人的艰巨任务，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正确把握，干部过于强大的权力和人民缺乏保障的权利是腐败产生的肥沃土壤。
在中国，腐败的产生有现实的背景，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官员的堕落不能仅仅归责于个人。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自然会有适应这一环境的生物生长，甚至会使原本不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生物逐渐适应这种环境。可能会有人对这句话提出不同意见，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要适应原本不适合其生长的环境需要很长的时间，要通过不断地积累基因变异缓慢实现。这些人会说那些走上腐败道路的腐败分子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你种下的是玉米，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不会长成小麦，社会主义的苗在什么样的地里都长不成资本主义的草。那么我承认前面的比喻不够准确，如果说原本不腐败的人适应腐败环境变成了腐败分子还不如说——物竞天择，不适应腐败环境的人被腐败的环境淘汰，留下的只有适应腐败环境的腐败分子。但是这样的说法会得出结论，有没有腐败和环境无关，这显然是不对的。人之于社会环境和生物之于物质环境是不同的，把再多的人放在月球上，都不会有一个人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人对那样的环境没有适应性，但是把一个人从非洲送到美洲，只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对这样的变化是有适应性的，他有可能逐渐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也许有些腐败分子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会腐败，还有一些好干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不会腐败，但这样的人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不那么意志坚定的，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许多堕落的官员原本不会堕落。
中国的问题不能只靠从严处理一些问题干部得到解决，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没有起到作用。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目前只是局限于在腐败的环境中拔草，而没有用阳光驱逐腐败环境中的阴暗和潮湿，创造一个不适合腐败生物生存的环境。也就是说，根本的制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应当对当前适于腐败生存的环境加以改变。对于应当作为重点的对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我们着力太轻，而对于相对次要的惩处腐败分子的问题，我们又着力太重。正如前面所说，社会环境影响着大部分人的表现，制度的改革完善会使腐败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对腐败分子的处理也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因素。在刑法中有一个胁从犯从轻处罚的制度，从这一制度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对贪官应当从轻处理。这一结论的现实前提是，现在的政治体制使得享有权力的官吏们可以轻易的腐败，有时甚至不得不腐败。薄弱的监督机制使官吏可以放心大胆去腐败，而缺乏民主的干部制度使官吏为了提升或者维持官位不得不通过违法聚敛好处去讨好上一级官吏而不得不腐败。今天，在一些地方，一个正直的干部不仅不能得到提拔重用，甚至无法在现实社会立足，所以对官员的犯罪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官员自身。从这种角度看，相对于大贪官来说，小贪官可以被视为胁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在这个意义上，对贪官的处罚应当参考他们的级别，级别越高处罚越重。
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被剥夺，任何人也不能拥有不应有的权力，贪官在位时不应有那么大的权力，而下台以后也不能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能把反腐败的重心放在处罚腐败分子上面。当然如果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给老百姓看看政府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政绩，这样的工作在短时期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要有效的遏制腐败的发展，铲除腐败滋生的根源，是不能靠这样做来达到目的的。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应当是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使普通民众享有应有的权利，使官员不能行使不应有的权力。铲除由于官员过大的权力、民众缺乏保障的权利所致的腐败滋生的土壤。
中国的腐败问题，不能只靠纪律来解决。腐败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才能解决。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解决腐败问题只能通过用制度制约权力的途径，使官员不能随意使用权力，使官员没有机会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腐败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权力的制度，权力的运行缺乏规范性，使以权谋私可以轻易得逞。
用权力来惩治腐败，表面上看是有效的、并且也有直接和明显的成果，我们可以在报上看到全年又查处了多少腐败干部，省部级干部查处了多少个、地市级干部查处了多少个。但是这是一种割草式的治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轰轰烈烈搞了很多年了，查处了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产生民众希望的效果。查处的官员级别愈来愈高，涉案金额愈来愈大，老百姓身边的腐败现象却愈来愈严重。
权力本身是腐败产生的根源，用权力来反腐败，打掉一个腐败分子，还会产生两个腐败分子，所以腐败分子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一样，愈来愈茂盛。又像浇油灭火一样，腐败愈反愈旺。也可以说，靠权力来反腐败，就像饮鸩止渴，愈饮中毒愈深。
反腐败只能依靠用制度制约权力，控制住滋生腐败的权力，也就从源头上控制住了腐败。制度虽然不是制约权力唯一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使权力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来有效地约束权力，但制度是制约权力最有效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必须依靠制度才能行之有效，而且只有依靠制度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
制约权力的制度除了使权力的行使公开之外，还有两项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国外普遍实行的，就是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组织人事制度透明。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不仅是官员个人财产公开，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公开，包括他们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是民主体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组织人事制度透明要求民众了解干部任免的全过程，干部任免程序民主，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暗箱操作。这样的制度对于提高干部素质，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非常有效的。而提高干部素质，使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走到领导岗位上去，对于我国目前尚不能完全实行法治，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人治的现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也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同时也是反腐败的问题，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正确处理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问题，正确处理干部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的问题，在于建立和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的问题。
或者说，解决我们党和国家政治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用能不能有效地用制度约束干部的权力、保障民众的权利问题。


　　内容提要: 担保提存于提存标的、目的等多个方面不同于清偿提存，系为保全担保权而对担保财产进行的提存，性质上属消除危险的具体措施。我国法上既存在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也存在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可源于担保财产的自然或法律属性，又可因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引发，不同的担保提存原因对其费用的负担具有决定作用。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消除危险请求权，其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导致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多个担保权并存于一物时，担保提存的实行不受担保权实现顺位的约束。担保提存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变动，对担保权实行的条件亦不生影响。


一、问题的引入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提存“谓债务人或其他清偿人，将清偿之标的物为债权人提存于提存所也。”[1]此种定义，由清偿目的立论，内涵仅仅包含有清偿提存，系对清偿提存所作的界定，与担保提存无涉，自然不能作为包括清偿提存和担保提存在内的提存之概念。有日本学者认为，“广义的提存，是指将金钱、有价证券及其他财产寄存于作为国家机关的提存部门，再由他人自提存部门领取该财产，进而达到特定目的的制度。此种广义的提存，种类是多样的，包括清偿提存、担保提存、执行提存、保管提存等。”[2]该界定能够满足多种类型的提存的需要，但将提存部门限定为国家机关，与我国实际不符。我国司法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规定，提存是指“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较为适合我国国情。从上述规定中可以观察到，提存行为的基本架构为：提存人（债务人或担保人）将提存财产交第三人（提存部门）寄托或保管，条件成就时由该第三人将提存财产交付债权人。另外，依照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提存可以由担保权人（如抵押权人，第191条）请求，也可以由担保人（如出质人，第215条第2款）请求，其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亦存在担保提存，该法第93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立法用语虽为“担保”，但该“担保”不同于《物权法》、《担保法》所言的担保：根据《物权法》等的规定，担保财产要么由担保人占有，如抵押担保，要么由担保权人占有，如质押、留置担保，绝对不会出现由（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外的）第三人占有担保财产的情形。因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而提供的担保，需要担保人将担保财产交付人民法院保全。对照担保提存的基本架构，可知《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名为“担保”，实为担保提存。另外，依据该法第252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换言之，只有在保全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保全申请人所担保的债权才能成立。故其所担保的债权为或然债权，为担保的新类型；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以担保可能发生的债务，构成了担保提存的新类型。自然产生如下问题：应如何界定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具有那些特征？性质若何？担保提存有哪些具体类型？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是什么？担保提存具有怎样的效力？我国法律以较多的条文对担保提存予以规定，（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提出；同年6月30日颁布的《担保法》（第49条第3款、第69条第2款、第70条、第78条、第80条）、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2条）对担保提存也作了规定；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又以8个条款（第174条、第191条、第215条、第216条、第225条、第226条第2款、第227条第2款、第228条第2款）的篇幅，对担保提存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显属问题重大，然而学界对此却较少研究。（注：经笔者2010年12月20日于中国知网检索，对担保提存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仅有1篇，即张杭明：《担保提存法律问题研究》，载《方经贸》,2007年第7期。）以提存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鲜有涉及担保提存者。（注：2010年7月出版的某民法重点教科书，对此也仅有5行文字，参见魏振瀛：《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失其新颖性和学术价值；科学地阐释担保提存制度，对于丰富和发展提存制度、正确贯彻执行《物权法》等法律，亦具意义。
二、担保提存的基本范畴
理论上如何界定担保提存，颇费思量。一般说来，对于学界业已定论的概念，直接给出即可；而对于担保提存这样学界较少研究的课题，如直接给出，则显突兀。“只有从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此要素一般化，方可形成概念。”[3]担保提存的构成事实中，哪些是一般化的要素，担保提存的概念，应涵摄其哪些特征，笔者以为：
1、提存对象为担保财产或担保财产的替代物。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保证、定金、抵押、质押和留置五种。但限于担保方式的属性或当事人的意思，保证、定金两种担保方式与担保提存无涉。一般情况下，担保提存的对象为担保财产。担保财产的价值可以大于、等于和小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这不同于清偿提存。对于清偿提存，提存财产的价值一般等同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但在部分清偿等情形，提存数额也可小于债务数额；在担保物灭失而又存有责任人的场合，提存财产可以是担保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替代物。例如，我国《物权法》第174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因此，担保提存的提存对象并非债务人的给付物，而是担保人的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注：本文所说的担保财产，指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可用于抵押、质押或留置的广义的物或其替代物。）
2、担保提存的目的在于保全担保权，而非债的清偿。此为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的重大不同。不论是担保权人请求的提存，还是担保人、人民法院提出的，其目的均在于保全担保权，以便使担保权处于圆满状态。至于是否实行担保权，则需要视债务人是否依债的宗旨履行债务，或是否发生债务而定，因而具有不确定性。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目的在于消灭提存入的债务。
容易混淆的是质押债权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场合。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但台湾地区：“民法”第899条第3、4项规定：“给付义务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向出质人为给付者，对于质权人不生效力。前项情形，质权人得请求出质人交付其给付物或提存其给付之金钱。”此时消灭的是担保人的债务人之债务，担保人和担保权人之间，也仅产生保全担保权的效力，并不能使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之规定，出质人有权请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予以提存。尽管提存请求权系基于出质人的所有权，而非基于质权人的担保权，但因客观上质权人的质权得以保全，故与担保提存目的不悖。
3、发生的原因可以基于担保财产的属性，也可以基于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担保财产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不论是由于担保财产易腐等自然属性，还是债权作为担保财产时（如债权质押）需要清偿之法律属性，均可导致担保提存。人的行为亦可引起担保提存，行为人既可以是担保人，也可以是担保权人，还可以是第三人。（1）担保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91条第1款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可以提存。这时引发担保提存的原因为担保人的转让行为；（2）担保权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之规定，如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得请求提存。这时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担保权人的行为；（3）因第三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如因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而获得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可以将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提存，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第三人。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原因具有单一性，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1条的规定，其原因有：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债权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几种具体情形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究其原因，均在债权人一方。
4、担保权人并非当然享有提存财产或其价值的支配权。只有在担保权人实行其担保权时，才有权支配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担保提存并非担保权的实行，担保权人不能当然地以担保财产的价值，满足其债权。而担保权人是否可实行其担保权，即使担保财产提存后，也并不能确定。依照我国《物权法》第195条、第219条、第236条的相关规定，只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当事人约定实现抵押权、质权的情形时，或者在财产被留置后、约定或法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方可实行其担保权，表现为以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满足其债权。如果债务人已经依法履行了债务，因担保权人的担保权消灭，其不得支配提存财产。但在清偿提存，债权人对于提存财产确定无疑地享有受领权和支配权。
对于担保提存的性质，认为其属于“消除担保权所面临的危险、从而保全债权人之担保权的具体措施”为妥。《物权法》第35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解释上，此处物权应包括担保物权在内。担保物权消除危险之权能，为担保物权效力的体现。担保提存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交第三人保管，应认为担保财产的法律安全得到了保障，从而使得危险得以消除。因此，将担保提存定性为消除危险的保全方法，具有理论依据。另外，此种认识还有利于构建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物权法》第35条规定的“消除危险”之物权保护方法，为担保提存总括的规范依据；第174条等关于提存的规定，则构成了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将担保提存界定为：“为消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因担保财产自身属性或者因担保人、担保权人以及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保全担保权，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并于条件成就时，担保权人可就提存财产实行其担保权的行为。”有权提出担保提存请求的人为担保提存请求权人，相对人为提存人。在担保财产所担保的债务为或然债务时，担保提存请求权依法由法院行使。
三、担保提存的类型化
类型化既是梳理和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重要工具，又是表征研究程度的深度计。“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学研究类型化的程度，其实就对应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民法问题进行讨论深入的程度。”[4]担保提存类型化如下：
（一）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
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是我国《物权法》、《担保法》上规定的即属于这种提存。例如，《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据此，尽管所担保的债权之履行期尚未届满，有多大部分担保物转让所得价款提存尚不能确定，但担保提存财产（价款）所担保的债权业已成立、确定。
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不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或然债务，指的是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债务。前已述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之规定，因情况紧急，利害关系人在诉前可以请求财产保全，但应提供担保，申请保全错误时，应当赔偿被申请人的损失，故其提供的担保属于对或然债务的担保，而将该担保财产提交给法院，则构成了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事实上，《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亦属于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易生疑问的是，该法第95条、第251条规定的“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裁定准许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究竟属于担保还是担保提存？是确定债务还是或然债务？笔者认为，被申请人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而非申请人，自然不属于担保而属于担保提存；鉴于案件尚未审结，被申请人是否负有债务并不能确定，故属于担保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因此，《民事诉讼法》第92条2款、第93条、第95条和第251条，均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
区分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的意义在于，“为或然债务而进行的担保”本身为法律上的发现，可消除理论误区，丰富和发展担保的类型，并催生出“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之提存类型；还可以认识到，在我国大陆地区，除公证机关外，人民法院依法亦得作为法定提存机关。实践上的意义在于，进行担保提存，在确定提存财产的数额时，实然债务提存的担保财产数额可以由当事人双方约定，一般以债务数额为限；（注：参见《物权法》第191条。）而在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财产的数额，则由人民法院依照具体案情裁定，可能出现大于担保债务数额的情形。再者，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请求，只能由第三人提出。
（二）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的担保提存
以担保提存产生的原因是基于担保物的属性还是基于人的行为为标准，可将担保提存分为因担保物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
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提存，是指由于担保财产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鉴于担保财产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因而对这一类型可作进一步细分。基于担保财产的自然属性，需要将担保财产拍卖后的价款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自然属性的担保提存；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需要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法律属性的担保提存。前者如以水产品、农产品作为担保财产的情形；后者如以债权质押担保，被质押的债权先于被担保的债权到期，则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应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
因人的行为导致的提存，是指由于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行为而引发的提存。如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物而债务人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的，则可以引发提存。可以导致担保提存的行为人不限于担保人，担保权人、第三人的行为也可以引发担保提存。
区分因担保物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和基于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实益在于：因担保财产的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提存费用由担保财产的所有人承担；因人的行为引发担保提存，则担保提存费用由行为人承担。这对债权质押情形，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质押债权的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因债之清偿为担保财产（债权）的法律属性，提存费用自然应由担保人亦即用于质押的债权的债权人承担。
（三）因担保人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产生的担保提存
依照担保提存因何者的行为而引起，可以将担保提存划分为因担保人的原因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的原因而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而产生的担保提存。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前述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而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者。因担保权人的原因引发的担保提存，如质押期间，由于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导致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请求提存担保财产。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担保提存，则可以发生在担保期间担保财产被第三人损毁、被国家征收等较为广泛的情形，此时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可予以提存，即为因第三人的行为引发的提存。
上述区分的实益在于：具体确定担保提存费用由何者承担。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费用，由担保人负担；因担保权人引发的担保提存，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多出的部分，由担保权人负担；（注：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92条有不同规定，也有学者认为，此时提存费用应由质权人负担。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严谨。出质人虽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但保管费用由出质人负担，此为学界共识。在因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引起质物毁损、灭失等情况下而将质物提存，质权人应负担的是提存费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的部分，而非提存费用的全部。）因第三人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毁损、征收担保物等，则应由第三人负担。
四、担保提存请求权
提存担保财产可以通过协商进行，也可以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进行，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担保提存的工具性权利。鉴于法律侧重于保护权利和权利人，故对“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而实行担保提存”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因此，针对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主体、构成要件以及行使该项权利对主债权诉讼时效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应当加以探讨。
（一）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和主体
所谓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指担保权人或担保人享有的、依法请求相对人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的权利。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保全请求权。请求权有债权性和物权性之分。基于债权而生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基于担保物权而生的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可以对任何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人既可以是担保权人，也可以是担保人。但担保提存相对人是否限于担保人和担保权人，是否包括特定的第三人？现以债权质押为对象展开考察。
债权质押的情形，质押之债权的债务人，是否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易生疑问。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平衡质押债权之债务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利益。对此，《物权法》、《担保法》均无明文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规定：“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得请求债务人提存之，并对提存物行使其质权。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后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于其清偿期届至时，得就担保之债权额，为给付之请求。”根据这一规定，在金钱债权质押情形，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确定无疑地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作为担保物权的债权质权，属于绝对权，当债务人向其债权人亦即担保人清偿时，则担保权人的担保物权面临危险或有危险之虞，担保权人自然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担保提存是消除危险的可行措施。当然，担保提存后，用于担保的债权之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消灭，但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得以保全。同时，由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所决定，担保提存费用应由担保人负担，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因此，可以平衡提存债权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明确债权质押时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的提存请求权相对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的规定，值得借鉴，可于相关司法解释中先行规定。相应地，《物权法》第174条规定的保险金、赔偿金和补偿金，为担保人的金钱债权，与债权质押债权先于担保债权到期类似，本着同一事项作相同处理的法律原则，应可类推适用。
（二）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1、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并且担保权可得行使。所谓担保制度，是指“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或者以一般人的一般财产（包括信用）作为债权的担保，以保障特定的债权得以实现”[5]的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是担保权存在的必要前提，只有存在担保物权，才可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如果担保权消灭，则不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
在担保物权存在，但“不予保护”的场合，担保提存请求权处于何种状态？《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依学者见解，虽然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罹于时效，但抵押权并不因此消灭。上述关于抵押权的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押和留置情形。[6]这一观点，深值赞成。问题在于，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是否还存在？处于何种状态？笔者认为，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同样处于“不予保护”状态。这是因为对于抵押权，人民法院已不予保护，而担保提存请求权正是抵押权保护的方法。既然抵押权已不予保护，抵押提存请求权更没有给予保护的必要。
2、担保权受有妨害之虞。根据《物权法》第35条的规定，当物权面临妨害可能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不论妨害人是否有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亦将消除危险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消除危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过错。[7]因此，消除危险之民事责任的承担，以物权受有妨害之虞为已足，并不要求危险引发人具有过错。对于是否确实属于妨害之虞有争议时，应由法院依社会一般观念加以判断。
（三）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对主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
一般说来，主债权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实行担保权的条件业已具备。但不排除因担保权人不愿立即采取折价、拍卖或变卖担保物等激烈手段以满足债权等情形。这样就存在着可以行使担保权而不行使、转而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故探讨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可否引起主债权时效中断问题，具有实益。
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将担保财产提存，是否构成所担保的债权之诉讼时效中断？笔者认为，以认定中断为宜。在担保权人行使时，鉴于担保权人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使其债权得以实现，具有主张权利的意思。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应当中断；在担保人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鉴于其已间接但明确地承认了其债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和《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总之，不论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请求权，还是担保人行使担保权，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均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另行起算。
五、担保提存的实行及其法律效力
担保提存的实行，既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在诉讼外进行。在一个担保财产上仅存在一个担保权时，实行起来比较简单，无需多虑。但在一个担保财产上存在多个担保权时，问题有可能变得较为复杂，需要讨论。担保提存产生怎样的效力，亦需要加以分析。
（一）一个担保物上有数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
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若干个担保物权并不鲜见。这种情况下实行担保提存，是否应受原有顺位的约束？换言之，如顺位在先者不实行担保提存，顺位在后者可否实行？应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担保提存性质上属于排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危险，享有担保物权的全部担保权人，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改变担保财产上存在的多个担保权原有的实现顺位。顺位的改变，只能在不妨碍其他担保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相关当事人协商决定。再者，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必然导致担保权的实行。因此，在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多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即使顺位在先的担保权人不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顺位在后的担保权人亦可主张，并应得到支持。
如何协调多个担保权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和担保人，尤其是担保人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有义务通知其他担保权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上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于担保提存行为也应适用。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应向其知悉的其他担保权人就担保提存行为进行通知，担保人则应向除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之外的所有担保权人进行通知，从而较好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担保提存的效力
1、实行担保提存，担保财产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论是第三人提供的担保，还是债务人提供的担保，担保提存均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担保人。这是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在效力上的重大区别。在清偿提存，尽管“提存人将给付物提存后，其物之所有权何时移转于债权人，颇成问题”，[8]但有问题的仅为何时转移，发生所有权转移并无疑问，《合同法》第103条的规定即为明证。而在担保提存，鉴于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保全性质，提存并不导致提存财产所有权上的任何变化。即使在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时，如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缺乏债权履行期届至后达成的折价协议，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不能归担保权人所有。存有折价协议的情形，虽然可以发生所有权变动，但其原因为协议而非担保提存。
2、提存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所有，这是由担保提存之财产所有权不发生变动所决定的。但因担保财产已由提存机关占有，故孳息的收取权归属于提存机关，从而发生孳息收取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孳息的收取与其归属发生分离，在担保中较为常见，如《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再如，该法第235条第1款规定：“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值得注意的是，孳息收取权虽然归属于提存部门，但孽息收取的费用，应首先由孳息中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