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命题的若干思考

高军


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在理论上基本都作了一种相类似的假设，即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的平等的原始状态，人类出于共同对付自然界及防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等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于是达成契约，让渡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和政府。因此，在人民、国家及政府产生的先后次序上，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是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公共的安全与福利，而绝不是为了管制和压迫人民。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及政府与个人完全平等，绝不能凌架于个人之上沦为作威作福的工具。
但是，自从有国家诞生之后的人类历史却充分证实了国家和政府似乎始终只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存在，社会契约论者希望见到的那种理想的国家与政府始终只是乌托邦。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权力本身腐蚀性的特点及人类专制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对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必须非常审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在理论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并设计了三种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具体方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三权分立的理论在政治上进行了实践并在制度上予以了确立。
在解决了国家权力分立制衡的问题之后，对于个人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也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人民让渡权利只是让渡那些组织国家和政府所必须的而不得不让渡的部分，这些被让渡的权利总和构成了国家的权力，但是属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则由人民自己保留，这些被保留的权利就是人民的自由。如果让渡所有的权利，人民将一无所有，最终必将导致专制和暴政。人民让渡出权利组织了国家，但众所周知，国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其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公众选举的公务员组织的政府来进行。政府则主要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应体现公意，应保障人民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也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人民的权利靠法律来确认和保障。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人民自身所保留的权利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得到体现（例如我国宪法中未规定已为国际公约所确认为基本人权的公民的居住、迁徙、罢工等自由），对此，绝不能理解为对未规定的权利法律就不予保障。对此，在以简约、惜墨如金而著称于世的美国宪法中，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怀着深深的忧虑，在权利法案中写入第九条“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及第十条“本宪法所未授与合众国或未禁止各洲行使之权力，皆由各洲或人民保留之”的弹性条款。因此，属于人民保留的权利，不管是法律予以明文确认的或未确认的，均属人民的自由，对此，国家都必须予以保障。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永远都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地扩张，国家权力任意扩张的后果必然是个人自由的缩小。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必要地不得已地“作恶”。但是，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会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如果国家权力或法律任意干涉，最终只能导致人人自危，造成一种恐怖和产生普遍的伪道德的后果。欧洲黑暗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统治产生了《十日谈》中的伪道德，中国封建社会“礼教杀人”的历史中产生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性格扭曲的两面人，前苏联普遍政治高压下产生的灰色政治幽默等事实足以证明以上的结论。国家权力如果违法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应由国家对被侵害者予以赔偿，那种“国家无过错”的陈腐观念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纷纷建立。
另外，对个人自由来说，个人自由不是一种绝对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活动的权力”，法国《人权宣言》将其定义为“在不损害他人之下，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个人在行使自由时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只有这样自由才能真正地得到保障，因为“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以上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实践中却远没有那么美妙。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及传统文化中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现状的种种原因，经常会发生诸如警察闯入民宅搜查黄碟、联防队员冲入旅馆房间对同居一室的大学生情侣施以“罚款”的情形，也经常可以看到警察、联防队员在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查身份证、暂住证的情况（如果没有证件很可能被怀疑是“盲流”，最终可能免不了被投入收容站的命运。笔者最近听说有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来东南沿海某城市找工作，因没有暂住证，两次被投入收容站，被赎出后，原先善良的人完全改变了性格，变得很“狼”），甚至还会发生类似陕西少女麻旦旦、山东少女张旦、江苏少女金磊、河北少女吴小玲被强迫承认卖淫的极端事件（详见《法律服务时报》02年11月22日第16版）。这几位可怜的女孩子最终的清白都是无一例外地通过“处女膜完好”的鉴定结论而获得的。这不能不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如果一个人的清白必须要通过处女膜鉴定这种原始的、野蛮的、侮辱人格的方式来证明，那只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至于说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狱事件，相信法律界的人士一定不会认为仅仅是极个别的现象，也相信只要留意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及《法制日报》、《中国律师》等报刊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如何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任意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所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笔者拙见，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必须制定良好的法律和建立良好的制度
自由只有依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存在，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制度之间相辅相存不可偏废。“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人民的自由又怎么能依靠它来保障呢？
就法律和制度来说，两者之中，法律是基础，但往往制度更直接地对自由产生作用。诚如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制度的真谛。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如果不被制约，那么权力被滥用侵犯个人自由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被侵犯者毫无抗争的余地。例如，笔者就有两次在火车上和路上遇到警察查身份证的情形，你根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因为在强权面前所有的公理都是苍白的，“枪炮说话的时候，缪斯保持沉默”，换句咱们中国的古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另外，对自由来说，人类的历史已证实，自由往往只是一种奢侈品，仅仅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而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同时具备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个条件，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近思我国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确立起来。在法制建设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现改革一度曾被提起后又被搁浅，至今一直未被提及。事实上，如果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革除，仅仅靠颁布大量的法律法规绝不可能切实解决当前的清除腐败、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因此而过渡到现代社会，因为法律颁布后如果不被遵守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还更要糟。到了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是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消弥社会危机和动乱的因子，还是继续待下去，最后，被动地选择改革。近代中国从戊戍维新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应该可以作为可资借鉴的经验。古希腊谚语说得好“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值得我们深思。
2．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无法在一个民众观念落后、守旧的国家生根，自由之花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民众不知民主、自由、权利为何物的国度盛开。因为，“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当前，也进行了一些诸如“扫盲”、“送法下乡”、“普法”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往往只注重形式，流于走过场，例如，“扫盲”仅仅就是教“文盲”识几个汉字，普法往往就是发几个法律法规单行本或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几个诸如离婚、继承、家庭暴力、财产纠纷等法律咨询，然后新闻媒体报道一下就完事了。实际上，真正的扫盲应是不仅“文盲”要扫，“法盲”、“权利之盲”更应该扫，“普法”也不仅仅是要做以上的那些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群众从中理解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从而培养出信仰法律和服从法律的习惯。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亚里斯多德语）。而且，伯尔曼也说过：“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
近代中国从严复提倡“改造国民性”到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再到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搞“乡村教育”，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地追求着对民众启蒙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则在政治上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所谓“军政”即武力统一全国；“训政”即在全国统一后，国民党“以党治国”来充当国人的保姆，培训国人去逐渐适应民主政治，以培训国人具备民主社会中人们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最终以实现“宪政”的目标。但孙先生过早辞世，他所依赖的国民党后来变质，不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富有朝气的国民党，“训政”也被歪曲沦为蒋氏独裁的法宝，孙先生的伟大设想也终成空谷绝响。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极大的压力，对中国的知识的分子来说，严峻的形势迫使反帝往往倒反封建、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声浪淹没改良呼声。急切严峻的形势使得启蒙的重要性无法为民众所重视也使得知识分子们无法专注于搞民众启蒙，因此，启蒙的任务始终也未能完成。
反思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代日本从1856年“黑船事件”被迫开关后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日本选择的是通过“明治维新”，是我们传统教科书所批判的那种自上而下发生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备受赞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方式来自救自强。通过明治期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大大地改造了原本愚昧不堪的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主动地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并以此使列强放弃了对日本的治外法权。明治政府种种措施的采取，使日本在迅速强盛挤身西方列强的同时，既避免了革命的破坏而且又保存了国家的传统和权威。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引进的，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吸收的方式。也许是严峻的形势和急于改变日本落后挨打的命运的压力，使得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去仔细思量、鉴别，也许是全世界只有日本这个民族才可以这样去移植异质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移植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排斥现象，但是，日本最终移植成功了。而我们“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从近代一直争论到当前，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严峻。近年来，法律界也兴起了“法律移植”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进一步具体化，至今也没有也决不可能有定论。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告诉我们，争论是无益的，对于已经成为公理的或为国际公约所包含的或为文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先进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大胆地吸收。继续进行“体用之争”的争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进西方文化，关键是应该行动了。
（谈到启蒙的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韩国知识分子将韩国民众的开化归功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和在日本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正统学术观点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等等中外历史，使我不能自己，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有点跑题，见笑了！）
3．必须依法执法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对于有法不依和以执法为名任意侵犯人民自由的枉法裁决者，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
依法执法首先要求执法者严格按照实体法规定执法，而不能任意扩大和自我授权。同时它还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依法执法还要求对执法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从法律和制度上都必须予以必要的约束，尤其是对行政权力中管辖范围最广泛、最直接地与公众接触的警察权力必须予以制约。例如我国的公安部门，主管包括治安、交通等行政的、以及刑事侦查的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于严重违法者，公安部门自已即可决定对其处以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而且到期后，还可以决定再延长一年！在刑事侦查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属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中的保障社会安全的价值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问题上首选安全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部门赋予了极大的职权。除了逮捕这一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之外，其他所有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包括剥夺公民自由最长可达37天之久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和窃听等极容易侵犯公民自由的侦查手段）的采用，均由其自行决定，而不像一些西方国家的警察那样须事先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方可采取。而且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原则并未得到完整的落实，刑诉法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到场权等权利，那么，在“口供至上”、“有罪推定”等传统观念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审判政策的支配下，稍一不慎，极容易侵犯个人的自由。
4．必须选择合格的执法者
先贤荀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因此，选择合格的执法者对一个法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对此，柏拉图曾论述道：“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把好用人关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交给那些心术不正的、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不知人民权利和自由为何物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发生那种凌架于人民之上，任意发号施令与侵犯人民自由的事情实乃当然的结果。对于执政者来说，执政者必须具备高的专业素质与个人品德修养，“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用人不当，则会发生那种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但“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纸”的后果。而且，如果人们总是得到一种“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关于法律的信念。反思我们社会中流传的“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还真的不行”的用人方式、论资排辈的思维习惯以及腐败日益漫延的社会现实，我们社会的用人方式是否应该改一改了。

国家计委、财政部、卫生部


国家计委、财政部、卫生部联合印发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指导意见

计社会［1999］2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国家计委、财政部、卫生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

区域卫生规划是促进我国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各级人民政府要提高认识，结合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把区域卫生规划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切实加强领导，按照《意见》确定的原则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卫生资源配置的标准，指导各市(地)制定和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开展。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努力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附件:关于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 家 计 委

财 政 部

卫 生 部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推动全国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切实提高认识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覆盖城乡的卫生服务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卫生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卫生机构主要按部门、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设置，实行多部门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医学模式的转变特别是职工医疗保障制定改革的发展，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卫生资源条块分割、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卫生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医疗保障的需求。主要表现在：

卫生资源的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在城乡配置上，卫生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城市；农村卫生基础薄弱，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低下，质量不高，部分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在区域配置上，一些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卫生医疗机构重叠严重，职能交叉，自成体系，难以形成区域内资源的合力优势；一些地区乱办医，盲目发展，资源过剩和浪费的问题突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着重医疗、经防保的问题，在城市大医院资源集中，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一些符合大众利益、具有更大社会效益的预防保健工作，往往因资源短缺而无法正常开展；中医药事业基础仍然薄弱。在医疗设备配置上，忽视常规设备投入，重复购置大型设备，造成有限资源的闲置浪费。

卫生资源利用效益不高。目前，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着利用效率下降的问题，平均每名医生每天承担门诊人次、住院人次较低，部分机构人浮于事。近年来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利用率持续下降，1997年仅为61.7%；平均住院日13.8天，是发达国家的近2倍，效率明显偏低。医疗服务利用相对集中在高级次、高成本的医疗机构，城市大医院承担了大量基层医院可以较低成本诊治的常见病、多发病治疗工作，基层卫生资源闲置，得不到有效利用。由于大城市医疗服务供给相对大于需求，以及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健全，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生存，采用不规范的竞争手段诱导不合理的医疗消费，造成大型医疗设备过度利用和药品费用的过度上涨。

目前一些与现行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有关的人事政策、分配政策、财政补助政策、价格政策、等级评审政策的负面作用，客观上也加剧了上述矛盾和问题。

这种卫生资源配置的状况，既不能适应我国疾病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卫生服务需求，又难以提供费用低廉和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加重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负担，更制约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配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加快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区域卫生规划是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实施区域卫生规划是卫生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卫生事业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区域内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卫生资源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提高对区域卫生规划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深入调研、摸清卫生资源底数的前提下，推进此项工作。

二、目标和原则

区域卫生规划以满足区域内全体居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保护与增进健康为目的，对机构、床位、人员、设备等卫生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它的目标是构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效、经济、公平的卫生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改善和提高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

区域卫生规划由政府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区域内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军队对地方开放的卫生资源全部纳入规划范围，个体行医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卫生资源配置，必须服从规划的总体要求。区域卫生规划以市(地)行政区域为基本规划单位。考虑到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为特殊的规划单位。区域卫生规划的周期一般为5年。

开展区域卫生规划的基本原则是：

(一)要从国情出发，与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健康，需求相协调。

(二)要优先发民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大力推进社会卫生服务。重点加强农村卫生和预防保健，重视和发挥传统医药在卫生服务中的作用。

(三)要符合成本效益，提倡资源共享，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改革，认真解决资源浪费与不足并存的矛盾。

(四)要加快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对区域内所有卫生资源实行全行行管理。

(五)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敢于冲破现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边规划，边调整。 三、规划编制的内容、方法和依据

(一)区域卫生规划编制内容包括分析社会经济、居民健康和卫生资源状况，确定主要卫生问题，制定规划目标和资源配置标准，提出对策措施和实施监督评价。

(二)编制区域卫生规划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上下级政府之间和部门之间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以求得对重大问题的共识。

(三)制定区域卫生资源配置标准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省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地实际，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资源的配置标准作出具体的量化规定。在制定配置标准时，要根据本省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2.卫生机构的设置，首先要满足社区层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充分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性。在此基础上，规划社区以上卫生机构，不要求层层对口。要明确各层次卫生机构的功能和职责，逐步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引导卫生资源向基层流动。

3.卫生人力和医院床位要改革传统的配置方法，根据规划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居民卫生服务的实际需求及变化趋势确定配置标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居民卫生服务实际需要量。在确定结构和比例时，优先考虑区域内主要卫生问题。

4.卫生设备的配置必须与卫生机构层次、功能相适应，提倡应用适宜技术和常规设备。大型医用设备要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严格控制总量，合理布局，资源共享。

四、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一)加强领导

各级政府必须明确实施区域卫生规划是政府的责任，要克服畏难情绪、等待观望情绪、求稳怕乱情绪，切实加强对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领导，把区域卫生规划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政府的工作目标。凡是关系到本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重大问题，都要经政府主持研究和部署。同时要通过政策导向、舆论影响使社会各方面认识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意义，加快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

(二)强化全行业管理

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必须深化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卫生全行业管理。举办医疗机构以国家、集体为主，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为补充。全行业管理要求打破现有按部门和行政隶属关系形成的条块分割、布局不合理的卫生服务体系，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总体要求，对区域内卫生资源规划、审批、调整、监督、评价，依法进行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要转变职能，加强对卫生全行业的宏观管理。

企业卫生机构是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要积极推进企业卫生机构的社会化。要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卫生资源，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逐步将具备条件的企业卫生机构从企业分离出来，或移交政府管理，或组建独立的事业法人。仍保留在企业的卫生机构，要合理确定功能和规模，接受卫生部门的行业管理，在保证本企业医疗保健任务的前提下，面向社会服务，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对于不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企业医疗机构，应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逐步撤并改向。

军队对地方开放的卫生资源全部纳入区域卫生规划的范围，接受卫生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

(三)规划卫生资源总量，调整布局和结构

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平衡，引导卫生事业以人民健康需求为导向，走注重质量和效益，以内涵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实现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卫生资源供给大于需求的地区，要严格控制增量，遏制增长势头，同时将存量短缺的地方调整。在供给小于需求的地区，要采取适宜政策促进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对布局和结构的合理规划和调整。要建立严格的管理程序，今后任何地区，所有新增卫生资源，特别是城市医院的设置和改扩建、病床规模的扩大、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无论何种资金渠道，必须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和管理程序，严格审批。

(四)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和农村卫生工作

在资源调整方向上，要引导卫生资源向预防保健、社区和农村流动。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综合服务能力、贴近和方便群众的社区卫生服务，以居民、家庭为服务对象，负责管辖区内的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及转诊等工作。在城市要把社区卫生服务纳入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并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相衔接，制定合理的财政补助政策、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现阶段可以有计划地分流卫生技术人员，到社区开设卫生服务网点，逐步纳入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在农村、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的建设也要纳入区域卫生规划，根据所承担的任务，确定布局和规模，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要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并建立城市医务人员定期到农村服务的制度。

(五)加快卫生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改革

提高区域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是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的改革。要引入竞争机制，让卫生机构围绕质量和效率开展竞争，以社会需求和群众满意度为评定标准，通过外在的竞争压力和激励机制，促使卫生机构优化内部结构激活效率，按“优质、高效、低耗”的原则运行。对重复建设导致医疗服务量长期不足、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差的卫生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共建、联办、兼并、撤消或压缩规模建制等方式进行调整。卫生机构也要减员增效，对富余人员进行合理分流，部分富余人员可经培训转岗到社区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对难以安置的下岗人员，可参照企改革的有关规定，实行再就业。

(六)完善配套政策改革

一是要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增强卫生机构用人自主权，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实行竞争上岗；要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和使用。二是要规范财政资金供应范围和方式，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对政府举办的卫生机构实行分类补助，向预防保健和基层卫生服务倾斜。三是完善价格政策，适当降低过高的大型设备检查治疗服务价格，增设并提高部分反映劳务技术的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对基本医疗、非基本医疗及特需服务制定不同的作价原则。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价格水平应合理拉开档次，引导病人合理就诊。四是取消现行医院、防疫、妇幼机构等级评审制度中不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要求作法与政策，在深化卫生改革和区域卫生规划基础上，规范和完善卫生机构等级评审制定。不同层次卫生机构的设置应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消除卫生机构争上等级和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七)规划与实施调整并进

实施区域卫生规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新举措，缺乏成熟的经验。区域卫生规划是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和完善。各地要抓住有利时机，尽早启动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对卫生资源供需状况要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对明显不合理的卫生资源配置，要下决心进行调整，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积累经验，稳步推进。

五、组织管理

建立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财政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国家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小组，负责全国有关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实施和监督评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制定本地区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并规划跨市(地)级卫生资源的配置，指导市(地)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

各市(地)级人民政府建立由政府领导挂帅，有关部门参加的区域卫生规划领导小组。在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研究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各市(地)、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区域卫生规划，须报经省人民政府原则同意；直辖市政府要将制定的区域卫生规划报国家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小组备案；省政府要将本省卫生资源配置标准报国家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小组备案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可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制定和实施区域卫生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进行监督、评价，实行公开评议、公平竞争、依法行政，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规范、管理和保障区域卫生规划的健康开展和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