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李某是否构成重婚罪？

鲁开凌 徐英杰


李某与宋某系同学，1999年5月双方建立恋爱关系，2001年元旦双方经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而结合为夫妻。2002年3月，李某以双方系非法同居关系的名义起诉与宋某离婚，宋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后法院依据原告李某陈述未领取结婚证的事实，确认了双方系非法同居关系，并判决予以解除。在法院向宋某送达判决书后，宋某亦未上诉。判决书生效后，李某于2002年8月再次结婚，宋某得知后，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李某重婚罪的法律责任。
对此案如何处理，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因为其与宋某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了，法院可对李某按提供伪证处理，对其进行拘留和罚款。
一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罪，因为其与宋某之间的婚姻关系并没有解除。
评析：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李某起诉解除的是一种虚拟的法律关系，法院对这种虚拟的法律关系的解除,并不能否决双方客观上原本存在的合法的婚姻关系,因为,双方所领取的结婚证的法律效力并没有丧失。既然李某与宋某之间的合法的婚姻关系没有解除，那么，李某再次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之规定,李某明知自已合法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却又再行与他人结婚，其行为符合有配偶而重婚的规定，应当构成重婚罪。
在对本案的分析和认定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首先，作为法院在对李某所诉的解除同居关系的案件的处理中是没有过错的。因为，宋某没有到庭，法院只好依据李某的陈述进行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法院对被告不到庭可缺席审理的权利，同时依据自认规则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对方的陈述没有提出质疑视为认可的规定，法院是完全有理由确认李某的主张属实的；但由此案，也给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提出一些警示，即应注意对案件事实的确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姻案件时，可要求当事人举证婚姻状况证明书，如到所在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单位或民政部门写婚姻状况证明书，以供法院对双方婚姻关系事实的确认；其次，宋某的消极诉讼行为是否应当受理处理，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假若本案宋某到庭了，其便可对李某所述的双方系非法同居关系的主张予以否认，也就不会导致李某的主张得逞和引起本案的结果了。笔者认为，在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尚没有能对宋某此种行为进行处罚的依据，但对宋某这种消极诉讼及明知李某诉的不真实既不答辩、应诉，也不提出上诉的行为，是否还有权再提出控告李某重婚也是值得研究的。再者，就是对李某这种虚假诉讼行为，应否再给予其他处罚。比如，以提供伪证而对其罚款、拘留乃至以提供伪证罪判刑等，这也是值得研究的。
希望本案能给那些虚假诉讼的人一些警示，也给人民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有所启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1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1〕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条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三条 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四）被害人谅解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四条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

第五条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六条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第七条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第十条 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第十一条 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