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网络对我国立法形式民主的影响

肖寒.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610041）

内容提要：立法民主包括了立法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面对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对我国立法的影响逐渐扩大，网络在立法形式民主方面同样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 立法 形式民主

一、立法形式民主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与国家形式和政治制度相联。“其精神内涵和基本要求就是实行立法民主，即立法只有体现民情和顺应民意才具有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前提，人民是立法真正意义上的原动力，一切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源于人民[1]。”要体现民情和顺应民意，要体现立法权源于人民并归属于人民，就需要立法民主的存在，因此立法民主成为保障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一。而立法民主包括了立法的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立法形式民主指立法的民主化，即“人民通过怎样的形式行使立法权并在所立之法中表达意愿和实现民权，立法者怎样在立法过程中贯注人民民主的精神和实践立法民主的思想”[2]。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载体，是立法民主的运作方式及外部形态,形式民主是实现立法民主的保障。
立法形式民主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互联网络的出现为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5年7月底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1.03亿。换句话说，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网民。网络对我国立法形式民主的影响也显现出来。
二、网络对立法形式民主的积极影响
我国自1995年5月加入国际因特网之后，因特网的应用也日渐广泛深入。立法机构也开始利用因特网公布其立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4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时利用因特网公布其草案，而且让公民通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征集民意的网站提交公民个人的意见[3]。立法机构把已经起草完毕的法案初稿通过网络交由民众评说。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利用互联网公布《物权法》草案，同时通过中国人大网收集全国各方面的意见[4]，而且三次《物权法》草案均予以公布。随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物权法》制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立法程序的公开与透明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发展，为公众直接参与‘公务’带来、创造和提供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以后，现代民主国家实行的就不再是纯粹的代表制民主或仅以公众参与作为补充的代表制民主，参与制民主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重要。[5]”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公民将可能通过网络手段直接参加立法起草，或者由民众修改甚至预表决法案。
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其他活动除法律规定的以外，都应当是公开的。立法机关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相关活动的，而且立法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其制定的法律要反映和体现人民的利益，其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其一切活动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立法机关必须代表人民进行立法活动，但是它与人民的联系是通过占人口极少数的人民代表来实现的，代表们是怎样代表人民的，这就需要有了解和监督的渠道。通过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立法程序，使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逐步透明化。
（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对立法机构而言，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网络系统，拥有强大的的计算机软件，硬件配置和良好的网络安全措施之后，立法技术会更加科学化。立法形式民主会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撑。立法机关可以有效地利用因特网发送和接受信息，这样也就创造一个了透明化的环境，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快捷和高效，通过广泛的交流和评议，能够促进问题的深入和共识的形成。立法机关可以不但可以利用网络与更多的公民交流，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向公民发布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就某项立法主题设立专门主页，下分若干小专题，供民众查询和发表意见；也可用此方法向公众进行专门的实证问卷调查，以取得量化的分析数字。
（三）立法信息的丰富化
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因特网参与到立法程序之中，提交意见，作出评议。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因特网都可以发表意见，立法参与者的数量可能会大大增加，通过网络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讨论中来，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发表意见，这样不但会有很多政见得到表达，而且立法信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长起来。丰富的立法信息能够更好更多的反映社会问题，反映民情民意，给立法机关大量的建议和批评会给实现立法形式民主以更多的动力。
三、网络对立法形式民主的消极影响
网络对立法形式民主具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电子网络日益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立法形式民主带来消极的影响，网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依赖网络对实现立法形式民主有害而无益。
（一）形式平等的难以实现
以今日中国而言，城市和农村的计算机普及率便不同，城市居民的意见和农村居民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城市人口少于农村人口，但计算机人均拥有量却高于农村。这样采集来的民意就自然不具有合理性，民主更无从谈起。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的上网计算机数达到了4560万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6％。但是大部分计算机都集中在城市。[6]都因为家庭收入、居住地等问题的存在，就产生了接近因特网机会上的差异。哪些人参与了而哪些人又代表了谁？这些意见是否是真实的？“事实上，参与者代表性扭曲的疑虑，在传统参与中就已经存在。[7]”网络中的立法参与除了无法上网者参与的形式平等问题以外，还存在同样是能够上网者，有没有一部分人没有参与或参与不足而另一部分人参与过度的问题。公民中积极的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对于立法的态度是不同的，就是说公民中有人对政治和立法的等活动有参与的积极性，而同时在公民中存在不积极的部分；所有的公民无法都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参加到立法活动中来的公民本身又存在着利益分化。
（二）立法形式民主的实现成本高
网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计算机网络的大面积普及，需要计算机软硬件设施达到一定的要求，以目前计算机市场价格计算，配置一台能够基本满足上网需求的计算机成本大致在2500－3000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社会的部分成员而言还不是个低成本。一些低保人员、下岗工人每月只有100－200元左右的生活费[8]。如果要让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有参与立法的机会，整个立法形式民主的实现成本无疑会大大增加，而且面对网络中扑天盖地的立法信息，一一浏览便需要大量的人员和大量的时间，立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将会降低。笔者这里并不是在倡导要实现立法的直接民主，这里提到的问题在间接民主实现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在间接民主参与者中，网络普及的成本也应当考虑。
同时立法草案是要在网络上公布，而且要让更多非专业的民众理解立法，在立法语言表达方面就会有新要求。完全是出自专家之手，或只有业内人士才能看懂的草案在网络上公布，公民难以理解，会导致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排斥。要制定简明而又通俗易懂的立法草案，并附以大量的通俗化解释，在网络中解答大量的疑问，这一工作也会增大立法形式民主的实现成本。
（三）立法形式民主受网络问题的制约
法律发展是难以跟上科技进步的速度与社会变迁的轨迹，二十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无线广播、录音机、录放影机、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发明和高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发展面貌，但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负面影响。电脑病毒、垃圾信息、黑客，无时不缠绕在网络之中，这些网络自身存在的问题都会对通过网络进行的立法活动带来影响，有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而网络依赖于计算机、电话、电力，不可避免的存在变化因素、技术故障、能源问题等等，使得这些网络问题成为立法形式民主实现的隔绊。

参考文献：
[1] 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191.
[2] 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191.
[3] 参见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征集民意网站网页：http://www.bjrd.gov.cn/suggest/index.htm.
[4] 参见中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
[5] 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p36.
[6] 参见：互联网正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新华网，2005年9月1日
[7] 叶俊荣：《电子化政府、新民主及行政程序》，载于台湾行政法学会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p646.
[8] 参见：金鑫，徐晓萍著：《中国问题报告》（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p339.

　　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陈述的意见存有矛盾、提供的证据不充分时，通过发问、提醒等方式，使当事人明确其诉讼请求、更正相互矛盾的意见和补充相关证据的权力。释明权既是权力，也是义务。这一法律概念来源于域外。日本学者新堂幸司认为，释明“应当被理解为(包括职权探知主义审理在内的)法院的一个旨在谋求审理充实化、促进化及公平审理实质化的手段”。[1]法官释明权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法官释明权的规定，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形成不了体系，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的混乱。
一、理想境地——法官释明权规范行使功能之评价

　　释明权制度被誉为民事诉讼的“大宪章”，能够有效克服当事人辩论主义的弊端。具体而言，法官释明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一方面，释明权制度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实体公正本质上要求法官在当事人主张的诉讼请求明确完整、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另一方面，释明权制度也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主要体现在当事人平等的参与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诉讼中则是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参与程序的权利。此时，法院行使释明权，以启发弱势一方将其主张明确化，提供应当提供的证据，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相对平衡，有利于双方平等地参与到诉讼程序当中去，从而达到程序公正。

　　第二，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效率也是诉讼所追求的价值之一。一方面，我国现在进行的是当事人主义取向的民事司法改革。[2]如果按照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法官完全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而由当事人及其律师主导诉讼的进程，则完全可能出现拖延诉讼、费用增加、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等现象，诉讼成了某些人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的程序性工具。因此，在弱化法官职权、强调由当事人主导诉讼的同时，有必要考虑防止滥用诉权的问题。释明权的行使，能让法官有效地控制诉讼的进程，防止当事人肆意操纵诉讼程序，有利于节约国家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二、现实困境——法官释明权行使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剖析

　　第一，《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释明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释明究竟具有权利属性还是义务属性，抑或二者兼有，至今不甚明确。如果将释明视为一种权利，法官可选择是否进行释明，这样释明的价值就难以实现。从我国目前释明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多数关涉释明的条款均用“应当”、“应”等带有强制色彩的语词来表述，这说明我国学者对释明性质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其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如果是义务，那么法官在该释明时未进行释明，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目前我国的立法并未对此种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第二，释明的基本功能在于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架起一座桥梁，所以任何阻碍双方之间沟通的障碍都应当成为法官释明的内容。但现行立法就释明的范围没有系统的、全面的规定，已有规定范围过于狭窄，法律观点等方面的释明也尚未明确纳入释明制度的范围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法官释明制度作出的规定是非常局限和笼统的，已有的关涉释明的法规大多数只停留在一些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的层面上，且对释明的性质、释明的范围、释明的程度等关键性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立法活动能很好地全面地指导司法实践，建立健全释明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最终在我国确立释明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法官释明权规范行使路径之探究

　　第一，严格释明的行使原则，包括公开、中立对等、探寻当事人真意和有限适度原则。公开原则明确了法官释明的场合，避免了法官暗箱操作偏袒某一方当事人，使对方当事人承担始料不及的败诉后果。法官要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当事人不得带有倾向，不得带有偏见，对案件始终保持超然客观的中立态度，避免歧视和差别对待，从而均衡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差异，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对抗。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应当通过必要的释明去探知和把握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意图，结合案件事实，发现诉讼目的，为可能需要的释明做必要的准备，以利于案件的正确审理，提高诉讼效率。法官在行使释明权的时候，一方面要防止过度行使，从而损害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或者破坏双方当事人诉讼力量的对等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法官过分中立和被动，从而偏离当事人的真实诉讼意图，使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法理价值难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遵循有限适度释明原则，即要做到 “法官所做的一切释明，都不能达到让当事人或案外人以常人标准衡量而引起合理怀疑的程度”。[3]

　　第二，规范释明的适用范围。 释明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哪些事项适用释明，哪些事项不适用释明。对释明的适用事项作出规定，是关乎释明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释明的合理、合法行使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实现。因此，必须由立法来明确法官释明的适用范围。对诉讼请求、证据、法律观点等存在瑕疵的具体情形，立法明确规定法官如何行使释明权。首先，对诉讼请求存在瑕疵时，法官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以探求当事人真实的诉讼目的，使当事人明确、完整或变更诉讼请求，从而保证法院对案件公正、正确地审理，使当事人的私权得到救助。其次，对于证明活动的释明，如果当事人对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并不熟知，法官应当耐心地向其解释说明。如果当事人举证不充分、不妥当或者并无相关证据时，法官应释明其修正、补充证据并告知其举证不能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果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取证而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而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不符合条件而驳回其申请，应当告知其驳回理由。在质证过程中，法官应当充当起指挥者的角色，引导当事人紧紧围绕质证对象和争议焦点，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外，法官应当列出双方当事人存在异议的证据，通过向双方当事人说明，或必要时向双方当事人发问，或允许双方当事人相互辩论，从而去发现案件事实，对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认定。最后，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不理解相关法律概念或者审理程序的情况常有发生，如果当事人提出释明的要求，法官应及时就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如当事人未提出，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主动作出释明。笔者认为，法律观点的释明，有利于增进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仅能防止突袭裁判，还能提高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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