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 等


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等

汇发[1999]251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北京、重庆外汇管理部，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
为配合援外方式的改革，保证援外项目的顺利实施，现将援外项目外汇管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援外项目”，是指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利用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及援外优惠贷款等借贷资金在受援国实施的具有对外援助性质的项目。
二、援外项目免作外汇风险审查。使用援外优惠贷款的项目，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下达的援外任务书（样式见附件1）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借贷协议为项目单位办理境外投资的有关手续；使用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的项
目，外汇局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下达的援外任务书及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的部门的借款批复（样式见附件2）为项目单位办理境外投资的有关手续。
三、援外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但项目单位应向外汇局出具承诺书，保证按规定汇回境外项目所得利润及收益。
四、援外项目如需使用外汇，项目单位应首先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的部门申请援外合资合作基金外汇贷款，或者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援外优惠外汇贷款，外汇贷款不足的，可列出用汇清单，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后，方可向外汇局申请购汇。
五、援外项目如需购汇，项目单位应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部门签发的海外企业批准证书、援外任务书、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部门的借款批复或项目单位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等向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核准后，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支付。项目单位购汇金额不得超
过援外项目投资总额的40％。
六、援外项目相关外汇账户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外汇管理规定执行。
七、项目单位借用援外合资合作基金外汇贷款可不办理外汇贷款登记手续，偿付援外合资合作基金外汇贷款本息费用时，可不经外汇局核准，直接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部门的借款批复、借款协议等文件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项目单位不得购汇偿付援外合资合作基金外汇贷款本息
费用。
八、项目单位借用援外优惠贷款应当按规定办理外汇贷款登记手续；偿还援外优惠贷款本金时，应持援外任务书、借款协议和《外汇（转）贷款登记证》向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核准后，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偿还援外优惠贷款的利息和费用，直接凭援外任务书、借款协议和《外汇（
转）贷款登记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项目单位不得购汇偿还援外优惠贷款本息和费用。
九、本通知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9年7月30日
　　一是“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缺乏标准。2010年以前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合同诈骗案件中，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元至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但目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未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一般参照诈骗罪的认定标准执行。2010年4月8日起，黑龙江省确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显然合同诈骗罪比诈骗罪的追诉起点要高四倍以上，但在结果加重时却适用同样的标准，明显违背了立法的原意，加重了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的处罚。
　　二是“非法占有目的 ”难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在实践中，合同诈骗中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主观犯意的真实证据往往难以取得，而行为人是否具有此主观罪过，却是认定罪名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客观行为又总是和民事行为掺杂在一起，行为方式又往往被行骗者掺进虚假的东西，甚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认定行骗者客观行为的真伪往往又要借助主观方面。
　　三是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交织不清。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这类犯罪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合同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界限不清，在确保执法质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只能保守办案，影响了打击合同诈骗的准确性与积极性。
　　四是赃款追缴难以到位。合同诈骗往往涉及大量的金额，嫌疑人通常是骗取钱财后大肆挥霍，给受害人造成大量的损失，对于赃款的追缴，受害人一般都有迫切的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时也会着力追缴但收效甚微。而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坐牢去了，受害人被骗的钱财则无法追回。且此类案件，依法又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等刑事部分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此时，嫌疑人已经坐牢去了，受害人往往拿到的是一纸空文，难以体现执法的三个效果统一。
　　解决的对策：
　　一是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打击追诉标准。“两高”应当针对合同诈骗犯罪中的“数额巨大”、“特别巨大”做出司法解释，以便于实际操作运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市场经济交易习惯，一般只有在大额交易中才会使用合同的形式进行，因此，合同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追诉标准也应当结合实际，其“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高于普通诈骗犯罪的标准，以防止打击面过宽。
　　二是“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结合认定。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观一致的结果，但鉴于“非法占有”这种全凭犯罪嫌疑人供述认定的主观要件，如果一味强调供述认定，在没有此类证据的情况下，会放纵部分犯罪，但如果将其作为客观要件认定，又会造成客观归罪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刑法在将“非法占有”作为主观要件的同时，可以列举式方法，明确诸如“取得货款、预付款后潜逃或不用于履行合同而大肆挥霍的”推定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样即可防止客观归罪又可防止放纵犯罪。
　　三是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育成熟，新旧体制仍处于转换的过程中，在宏观调控及微观管理方面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如果在市场准入制度、主体认证制度方面完善加以完善，就能使得人们在签订合同时方便快捷地了解对方的资信能力、经营状况等，也就地法给诈骗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是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制度。刑法财产刑中的罚金、没收财产刑，是对诈骗犯罪最直接的经济制裁手段，司法实践中，应当在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同时，加大从犯罪经济成本角度考虑对行骗者予以经济制裁。进一步完善财产刑的执行制度，促使罚金和没收财产能够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