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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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


(2004年4月22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7月15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2号公布 自2004年10月15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和他项权利者(以下统称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土地资产和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登记,是指县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他项权利(以下统称土地权利)进行设立、变更、注销、确认和核发土地证书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土地他项权利,是指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土地权利,包括抵押权、承租权以及国家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土地权利。

土地登记分为初始土地登记和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土地登记应当遵守本办法。

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森林法》、《草原法》和《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依照本办法登记确认的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扣押依法取得的土地证书。

第五条 未办理或者未获准办理土地登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二)经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实施拆迁等造成土地权利变更或者灭失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不予补偿;

(三)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涉及所有权转移的,不予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第六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登记工作。

垦区所属农、牧、林场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土地,国有森工林区内建设用地以及中、省直和部队所属农、牧、林、渔场使用的国有土地,由省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第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证书定期查验确认。具体查验确认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土地登记资料可以公开查询。查询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土地登记可以实行中介代理。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土地登记代理中介机构资质的确认工作。

土地登记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八条 土地权利人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跨市(行署)、县(市)行政区域使用土地的,应当分别向土地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

垦区经依法批准的农、牧、林场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发生变更和改变土地用途的,森工国有林区经依法批准的林业局(场)范围内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变更和改变用途的,向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申请变更登记申请。

土地登记以宗地为基本单元。拥有或者使用两宗以上土地的权利人,应当分宗申请登记。两个以上土地权利人共同使用同一宗土地的,应当分别申请土地登记。

第九条 申请土地登记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登记;

(二)集体土地属于村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申请登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申请登记;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登记,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代为申请登记;

(三)集体土地使用权由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登记;

(四)公用设施用地由其主管单位申请登记;

(五)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与外商举办合资、合作企业的,由合资企业或者中方合作者申请登记;

(六)外商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用地,由该企业申请登记;

(七)经批准与地上土地使用权分离的独立使用的地下空间,由使用者申请地下空间的土地登记;

(八)土地他项权利由土地他项权利人和义务人向原土地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九)临时使用土地的,由用地单位申请登记;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按照其规定申请登记。

第十条 土地登记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土地登记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境外申请人的委托书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公证。

代理人是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应当具备土地登记代理资格。

第十一条 申请土地登记,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土地登记申请书;

(二)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经过公证的境外企业或者组织提供的身份证明;

(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以及图件,包括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的有效文件、用地勘测定界图、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交纳土地有偿使用费用的凭证等;

(四)其他能够证明土地权属的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应当在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划拨土地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土地登记。

旧城改造涉及土地使用权重新划拨的,使用权人应当在旧城改造实施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批准文件、实施方案以及原国有土地使用者的土地证书,申请土地登记。

第十三条 以有偿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应当在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并且按照合同约定足额交纳土地有偿使用费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土地登记。

第十四条 地下空间的使用者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申请土地登记。

第十五条 依法使用集体土地的,应当在接到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批准用地文件以及有关协议,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

第十六条 申请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持土地证书、相关合同以及有关证件申请土地登记。

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设定他项权利的,应当提交集体土地所有者同意的证明。

同一土地使用权依法设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抵押权的,应当分别申请土地抵押登记。

不需要签订合同的他项权利,由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土地登记。

第十七条 商品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预售人应当在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明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土地证书和预售许可证明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房屋预售分割土地登记,领取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

商品房和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应当自领取房屋产权证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房屋产权证书到土地登记机关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出售公有住房的,售房单位应当持原土地证书办理变更和分割登记手续;购房者应当在房屋产权登记发证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宗地分割转让登记证明申请土地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自土地权利变更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土地变更登记: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因土地征用、交换、调整等原因发生转移的;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继承、赠与、分割、合并的;

(三)以赠与、继承、买卖、交换、分割、拆迁等方式处分地上建筑物以及其他附着物涉及土地使用权转移的;

(四)土地权利人名称或者地址、土地用途、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其它条件发生变化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土地使用期届满申请续期的,土地使用者应当在批准续用土地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土地登记。

第二十一条 土地他项权利变更或者终止,当事人应当在签订变更合同或者该土地他项权利终止之日起十五日内,持变更合同或者有关证明文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土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权利人应当自土地权利终止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注销登记:

(一)土地使用期限届满不再续用的;

(二)因不可抗力造成土地灭失的;

(三)土地权利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土地登记申请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正当理由不能按照规定期限申请的,可以顺延登记期限。

第二十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土地登记申请时,应当填写土地登记收件单,并于十五日内做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土地登记申请:

(一)申请登记的土地不在本登记区的;

(二)土地登记申请人没有合法身份证明的;

(三)土地权属来源不合法的;

(四)申请文件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

(五)其他依法不能登记发证的。

不予受理土地登记申请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章 调查与确权

第二十六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土地登记申请后,应当进行地籍调查,查清土地权属性质、来源、时间、用途、位置、形状、界址、等级、面积等。

土地登记申请人以及相邻利害关系人应当配合地籍调查并进行现场指界。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三日前通知申请人以及相邻利害关系人现场指界。申请人或者相邻利害关系人如不能按时到场指界的,可以向土地登记机关提出变动指界时间。申请人或者相邻利害关系人既不申请改变指界时间,又未到场指界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地籍资料、现状界址以及指界情况确定宗地界线。

第二十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确定土地权属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确认土地权属。

实际用地情况与其批件不符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后确认土地权属;实际用地的位置、界址点、界址线与批件一致,实际面积与原批准面积不符的,应当以实际面积为准确认土地权属。

第二十八条 需要进行变更地籍调查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变更地籍调查。

第四章 审核与登记

第二十九条 初始地籍调查结果由受理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公告。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在公告期内向发布公告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查。

第三十条 土地登记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认为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向国有土地使用者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向集体土地所有者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向集体土地使用者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

国家或者省批准的中、省直单位和跨市(行署)行政区使用的土地,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注册登记,由省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书。

第三十一条 尚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缓登记:

(一)土地争议尚未解决的;

(二)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未经处理的;

(三)未经批准改变用途的;

(四)违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未经处理的;

(五)因拆除、自然坍塌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地上建筑物以及其他附着物灭失后未重建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暂缓登记的事项。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照规定直接办理注销土地登记,并于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原土地权利人:

(一)依照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注销登记而未申请的;

(二)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三)抵押土地被依法处置的;

(四)土地被依法征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

(五)当事人在申请登记时,以隐瞒真实情况或者伪造有关文件等欺骗手段获准登记的;

(六)依法可以直接办理注销土地登记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土地登记后,发现错登记或者漏登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办理更正登记;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发现错登记或者漏登记申请更正登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复查。原登记结果有误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更正登记,换发土地证书;原登记结果无误的,应当在十五日内通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现错登记或者漏登记办理更正登记的,应当将更正理由书面通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无异议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更正登记手续;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查。当事人在期限内未申请复查又拒不办理更正登记手续的,发证机关可以公告原土地证书作废。

第三十五条 土地证书遗失或者损毁的,土地权利人应当及时向原发证机关备案,申请补发新证,在当地报纸上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无异议的,原发证机关注销原土地证书,补发新证书。

第三十六条 土地证书的记载与土地登记卡(簿)的记载不一致的,以土地登记卡(簿)的记载为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期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以每平方米土地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而转让房地产的,按照非法转让土地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土地权利人不按照规定时限接受土地证书查验确认的,由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接受查验;逾期不接受查验确认的,对个人用地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用地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采取欺骗手段获取土地证书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证书。

第四十一条 破坏界址点标志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恢复原状,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非法印制出售土地证书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印制、出售的土地证书和非法所得,并可以对当事人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核发土地证书的;

(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

(三)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二○○四年十月十五日起施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一九九六年二月八日发布的《黑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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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

国办发〔201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当前,在食品生产经营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进一步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
  (一)严禁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任何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禁止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二)加强非法添加行为监督查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实行网格化监管,明确责任,分片包干,消除监管死角。督促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依法落实查验、记录制度,并作为日常监管检查的重点。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检验制度,加密自检频次。完善监督抽检制度,强化不定期抽检和随机性抽检,特别要针对生鲜乳收购、活畜贩运、屠宰等重点环节和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薄弱部位,加大巡查和抽检力度,提高抽检频次,扩大抽检范围。推广应用快检筛查技术,提高抽检效率。
  (三)依法从重惩处非法添加行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行为。对不按规定落实记录、查验制度,记录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或未索证索票、票证保留不完备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提供虚假票证或整改不合格的,一律停止其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对因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而销售、使用含非法添加物食品的,责令停产、停业;对故意非法添加的,一律吊销相关证照,依法没收其非法所得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相关物品,要求其对造成的危害进行赔偿;对上述行为,同时依法追究其他相关责任。对生产贩卖非法添加物的地下工厂主和主要非法销售人员,以及集中使用非法添加物生产食品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一律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在法定幅度内从重从快惩处。有关部门要制定依法严惩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具体办法。
  (四)完善非法添加行为案件查办机制。要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相关监管部门发现非法添加线索要立即向公安等部门通报,严禁以罚代刑、有案不移。对涉嫌犯罪的,公安部门要及早介入,及时立案侦查,对影响重大或者跨省份的案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调查取证,提供相关证据资料和检验鉴定证明,确保案件查处及时、有力。
  (五)加强非法添加行为源头治理。对国家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以及禁止在饲料和饮用水中使用的物质,工业和信息化、农业、质检、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管,要求生产企业必须在产品标签上加印“严禁用于食品和饲料加工”等警示标识,并建立销售台账,实行实名购销制度,严禁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销售。加强对化工厂、兽药和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监督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要严密监测,坚决打击通过互联网等方式销售食品非法添加物行为。对农村、城乡结合部、县域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企业外租的厂房、车间、仓库以及城镇临时建筑、出租民房等重点部位,各地要组织经常性排查,及时发现、彻底清剿违法制造存储非法添加物的“黑窝点”,坚决捣毁地下销售渠道。
  二、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
  (一)严格监管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质检部门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从严惩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的企业;加强原料采购和生产配料等重点环节的日常监管,督促生产企业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质量安全控制要求。规范复配食品添加剂生产,严禁使用非食用物质生产复配食品添加剂。工商部门要监督食品添加剂销售者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销售台账制度,严厉查处无照经营和违法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严厉查处制售使用标签标识不规范的食品添加剂行为,督促企业将标签标识作为食品添加剂出厂和进货查验的重要内容,不得出厂、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
  (二)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得购入标识不规范、来源不明的食品添加剂,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各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超范围、超限量等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要尽快制定餐饮服务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明确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指导餐饮服务单位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得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食品药品监管局要重点加强对提供火锅、自制饮料、自制调味料等服务的餐饮单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三)完善食品添加剂标准。卫生部要从严审核、制定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国家标准,2011年年底前要制定并公布复配食品添加剂通用安全标准和食品添加剂标识标准。对暂无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有关企业或行业组织可以依据有关规定提出参照国际组织或相关国家标准指定产品标准的申请,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要加快食品添加剂标准指定。卫生部、质检总局要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措施,做好标准指定完成前的生产许可和监管衔接工作。质检总局要及时审查公布获得进口许可的无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的产品名单,拟生产同一品种食品添加剂的企业可以按相关规定提出制定标准立项建议,在卫生部制定并公布该标准后,按有关规定申请生产许可。
  三、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一)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食品污染物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建设,强化非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监测,及时开展安全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监管中发现新的可疑非法添加物或易滥用的添加剂,要立即通报卫生部。卫生部应及时组织研究更新非法添加物和易滥用食品添加剂“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二)强化协调联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强化联合执法,规范信息发布。发现违法制售使用非法添加物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要及时将信息通报给相关地区和部门。相关地区和部门接到通报后,应当立即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查处违法行为。卫生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细化完善规范信息通报和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的具体措施。
  (三)强化诚信自律。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等部门要加强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管理,推动诚信体系建设,在食品行业开展“讲诚信、保质量、树新风”活动,引导企业树立安全发展、诚信经营的理念。2011年年底前,各监管部门按系统对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等行业组织要切实负起行业自律责任,积极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和内部监督,加强行业监督和培训,及时发现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报告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并报告的要通报批评。
  (四)强化社会监督。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完善工作机制,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人员举报。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员、协防员管理办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员、协防员队伍建设。积极支持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认真追查媒体披露的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公开查处的食品安全案件。同时,要打击虚假新闻,对造成社会恐慌的假新闻制造者,要严肃追究责任。
  (五)强化科普宣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知识、各类违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及其危害以及严厉惩处的措施,要宣传至农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单位和餐饮服务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做到家喻户晓、应知尽知。各地要特别针对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进行集中宣教培训,开展案例警示教育,使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四、严格落实各方责任
  (一)企业要切实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依法履行食品安全责任,严格执行查证验货、购销台账、过程控制、产品召回等各项质量安全控制制度,杜绝使用非法添加物,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及时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要建立食品安全控制关键岗位责任制,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防止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原材料采购和生产配料的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并分别签订责任书;对第一责任人所在单位发生违法添加行为、直接责任人发现单位购入或使用非法添加物未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大型食品企业要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确保各项食品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所属公司产品出现问题的,要暂停本企业所有同类产品的销售并向社会公告,经批批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销售。
  (二)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一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工作,将其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直接负责。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切实加大人力、物力和经费投入,保障监管工作需要。
  (三)严格落实部门责任。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责,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实施岗位责任制,细化、明确各级各类监管岗位的监管职责,并抄送同级监察机关;切实加强本系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素质,增强监管责任意识,提升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能力。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和食品添加剂监管工作的支持力度。科技等部门要组织有关方面加强科技攻关,优先支持食品添加剂标准和非法添加物快检筛查技术的研发。
  (四)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监察部门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失职、渎职行为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行政区域内较长时间或较大范围出现非法添加行为且未及时有效查处的,或者行政区域内大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出现违法添加行为的,要严肃追究当地政府及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对监督检查中走过场、不按规定履职的公职人员,要从严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开除公职;涉嫌徇私舞弊、渎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但是,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关键词 非人格化 犯罪实施 犯罪控制 阻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Impersonalization: implementing and controlling crime
Yao Jianlong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By impersonalising the victim, the criminal excuses himself from blame of his own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process of impersonalising criminals in government and society's control of cr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e have made, it is unnecessary and unwise to and should not impersonalize the criminals. The pullback of such impersonalization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protect potential victim from possible violation, to control crime and cure criminals.
Key word: impersonalization,implementation, control ,pullback

一、非人格化:犯罪实施
被害人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学科,一些犯罪学家克服传统犯罪学研究将研究重点限于犯罪人的不足,而将研究视角投向被害人,并开始关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情境中的关系。以色列学者萨拉?本-戴维在对强奸罪中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研究表明在强奸过程中,被害人根本没有被强奸犯当作人,在此特定情境下,被害人对强奸犯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或客体。正如雷斯尼克(Resnik)和沃尔夫冈所指称过的那样,强奸犯使用了非人格化的技巧。他们指出,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似乎是当被害人完全不认识他那样来行事,即使他们在过去曾有过亲密和长期的交往。在迪纳?梅茨格(Deena Metzger)立足于男女平等主义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强奸就是将妇女转化成一种客体、一件财产或一个肉体的表现。对于强奸犯人格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1](P229)
非人格化技巧的使用并非仅仅存在于强奸犯罪中,大多数犯罪,特别是那些直接以被害人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中,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都有一个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的过程。他们在对被害人进行加害的过程中,极力贬低甚至抹杀被害人人格,以强化其犯罪心理,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使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犯罪人在犯罪前要进行自我辩解。自我辩解着眼于两个方向:其一,针对于事,包括对犯罪做无罪的认定(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以己度人——认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其二,针对于人(被害人),通常的做法是对被害人进行贬低,比如他是一个该死的人,一个坏人,她是个骚货应该被强奸,等等。这种针对于人的自我辩解——对被害人进行贬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联的过程,可以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而并非仅仅限于犯罪实施前。非人格化是一个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犯罪人使用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技巧,主要在于解决犯罪与其自身道德、良心之间的冲突,使犯罪人得以实施犯罪行为。无论是犯罪实施前、犯罪进行中还是犯罪实施完毕后对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都是一个与犯罪人自身道德、良心斗争的过程。在行为的任何一个阶段对道德、良心的妥协都可能导致犯罪无法顺利进行,使犯罪向良性方向转化,譬如放弃犯罪、犯罪中止、对被害人表现出怜悯、同情甚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替代措施、犯罪后自首,等等。以下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中的作用:1975年12月2日,在荷兰,一辆火车被七个蒙面持枪的男子劫持。他们是“南摩鲁根斯自由青年运动”的一批成员。为了施加压力,劫持者打死了火车司机和两名人质,下一名将被处死的是北荷兰一位名叫格拉德·瓦德斯的人。此人在将被处死之前向恐怖份子谈起了他和妻子以及他和他的一个养子之间的一些纠纷,希望在他死之前表示出他对妻子、养子的和解精神,并要求劫持者在他被处死之后将他的口信带给妻子与养子。在恐怖分子看来,此时的瓦德斯身上已经不再让人看到是一个无耻的压迫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同样有缺点、弱点的平常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劫持者竟一时难以下手。突然间,他们居然抓住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还“不熟悉”,在他们面前还没有表示出一个人的个性的人质,作为瓦德斯的替身杀害了。[2](P837)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P6)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千古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在讨论非人格化问题时有一个理论前提——基于对犯罪人也是道德人的假设,即认为犯罪人也是道德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侵害他人时,会受到自身固有的良心、道德的谴责与阻扰。出于研究重心的考虑,本文不打算介入人性的争论,而直接假设人性本善——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所有心智健全的人都是道德人,这是本文研究所需要明确的理论前提。
二、非人格化:犯罪控制
两年前,笔者大学毕业到西南某市劳教戒毒所基层中队从事对劳教戒毒人员的管教工作。在基层中队对劳教人员的管理与其说是靠制度或者法律,还不如说是靠干警的个人魅力与威信。与所有新从事管教工作的干警一样,笔者面临一个在劳教人员面前树立管教威信的挑战。上天没有赋予笔者令人见而发憷的魁伟体魄,十余年的书生生涯又造就了笔者与人为善的性格。即便是劳教人员违反所规队纪,笔者也狠不下心依法施以惩戒,更不用说通过体罚或者虐待以树立个人威信。负责教导笔者的一位老干警开始对笔者进行教诲:“你是政府,那些劳教不是人,他们是贼(西南某市警界对违法乱纪者的通称),是人渣。”经过多次灌输,这一思想竟然也开始逐渐为笔者所认同,对劳教人员施以处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法律的必要的“杀鸡骇猴”,也变得坦然甚至心安理得。笔者的威信很快就在劳教人员中树立起来。
国家在控制犯罪的过程中,对犯罪人也有一个类似于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这一点在对犯罪人施以处罚的具体过程中最为突出。在监狱、劳教所等处罚执行场所中,如果完全把犯罪人作为与干警平等的主体,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一个父亲、母亲、妻子、兄弟、姐妹的角色,那么对犯罪人的管理尤其是惩戒在具体执行中将会变得困难起来。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拟制的人,它也遵循其固有的“良心与道德”,而犯罪控制难免对犯罪人造成“伤害”,那么对这一点的理解似乎要容易些。拓展到侦、控、审等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也是如此。譬如,在犯罪侦察阶段,人们常常把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比作猎人与狐狸,侦察人员也常常是以猎人自居。在公诉阶段,检察官习惯于用“没有人性”、“发泄兽欲”之类的词语来说服法官与群众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判决书中类似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词句亦很常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的两大功能。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过程,事实上把犯罪人当作了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是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贬低甚至抹杀的过程。
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技巧应用的程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犯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也成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之一。个人一旦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在某种程度上滑向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国家在犯罪控制中追诉的对象——犯罪人。考察人类犯罪控制史,国家对待犯罪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彻底否认到逐渐承认与尊重的发展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达到顶点,犯罪人一旦进入国家司法的领域,其人格基本上就是被否定的,基本上无所谓权利可言,人不在是人。刑讯制度、株连制度、残酷的刑罚制度等,几乎完全把犯罪人变成了国家在控制犯罪中的客体。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权利逐渐得到重视。各国在犯罪控制中普遍提倡重视和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再贬低或抹杀犯罪人的人格,刑讯、残酷的肉刑等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纷纷被废除。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程度逐渐降低的历史。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非人格化技巧的运用程度,不但反映了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国家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手段措施的发展与进步。在古代与近代社会,国家控制犯罪的手段非常单一,刑罚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以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变化无穷的犯罪现象,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只能在刑罚的严厉性上做文章。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彻底地非人格化,也就当然的不可避免了。
今天,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无论是在现行制度还是制度的落实上都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譬如,虽然我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任何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仍是在我国广泛遵循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里也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沉默权依然只是一个追逐中的梦想。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违背人是主体性原则、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是对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否定,是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再如前文所提到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经历,笔者虽然不敢断言这种做法的普遍性,但其存在至少也是较为常见的。还有现行刑事诉讼浓厚的纠问式色彩,等等。
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舆论的作用,是一股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它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社会舆论对实施某一类犯罪的犯罪人否定评价的高压态势足以使潜在犯罪人望而却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这样评价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当社会使盗贼或卖淫者声名狼藉时,这比惩罚他们还厉害”[4](P242)社会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正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来实现的。这种否定评价起到了一种对犯罪人的非正式制裁作用,它往往比正式制裁在犯罪控制中更为有效,在对犯罪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实际后果上也更为严厉。遭受刑罚制裁的罪犯,真正感受到的痛苦也往往不是刑罚本身的严厉性所带来的,而是社会公众因其刑罚生涯而给予的歧视与冷嘲热讽。
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也包含了一个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过程。主流社会舆论习惯于用没有人性、禽兽不如、发泄兽欲、色狼、冷血动物、精神变态等词汇描述犯罪人,公众投向犯罪人的目光,有如打量禽兽。特别是对待那些传统的针对人身的暴力犯罪人,如强奸犯、杀人犯。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牺牲犯罪人的人格为代价的。它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虽然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常常是非理性的,容易走向极端。社会舆论习惯于用要么是人要么是禽兽的两极思维,看待犯罪现象;而且犯罪人“一次禽兽,则终身禽兽”,这种惯性思维很难逆转。
三、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一)潜在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主要以强奸犯罪为视角
在关于如何预防被强奸的论述中,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潜在被害人如何成功防止被强奸的典型案例:一个曾经强奸过6名妇女的男子供认,他在进攻第7位妇女时被对方“吓住了”。当时,他在地铁车站盯上了这位妇女,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他跟着她下了车,并且准备伺机实施强奸。他紧跟着她。突然,这名妇女转过身来对他提出请求,说是夜深人静,单身一个人赶路不安全,请他陪送她回家。于是,这个原想作案的歹徒将女方送到家门口,而没有采取行动。事后,他说,他原来是想对她实施强奸的,但由于这个女人的举止行为,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色列学者查佩尔和詹姆斯对50名性犯罪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向强奸犯提出了两个问题:(1)“她做了什么使你停止了犯罪?”(2)“什么使你不想强奸?”关于答案的分析证明,当强奸犯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时,就不会再去实施强奸行为。调查样本中有75%的性犯罪者回答说,当被害人设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当她说把他们看作一个人时,此时他们就不会去实施强奸。对第二个问题,70%的人回答说当他们以人的态度来对待被害人时,就不想强奸她。例如,如果她告诉他们她的难处,说如果这样她的生活就毁了,或者恳求他们同情心的理解,强奸就不会发生。因此,直接的结论是,当一名妇女发觉自己处于被强奸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唤起强奸犯对于她的感情,或者,换言之,通过她的行为,使强奸犯不能完成将她非人格化的过程,那么她就有可能防止强奸的发生。这个结论符合这一基本假设,即在行为过程中,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是有意义的,那么,强奸犯就会对被害人产生某些形式的感情。这样,如果在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只是一种客体或象征,作为人的被害人对于强奸犯竟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强奸犯就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某种感情。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来说是个人(非人格化过程未能实现),将会发生如下两中情况:强奸没有发生,强奸犯(没有实施强奸行为)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 [1](P234)
潜在被害人,在处于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情境时,应予重视的避免犯罪侵害的方法是,试图唤起犯罪人的道德、良心,至少应把犯罪人当成人来看待,而不是一条疯狗,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过程。这种主张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象是向狼摇尾企怜,也容易被视为荒唐而且对于防止遇害毫无裨益。我们的确应该提倡与犯罪人做坚决的斗争,但是,潜在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而言往往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当他们已经处于无可选择的地步——反抗无济于事时,任何一种阻却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的做法都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得到提倡。事实上在许多强奸案例中,被害人不策略地象对色狼一样的拼死反抗,换来的却是犯罪人变本加厉的侵害,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提倡潜在被害人做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是与对犯罪人的曲意逢迎、忍气吞声等消极做法有严格区别的。本质上,这是一种积极、智慧地防止犯罪侵害的做法。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如果当时那名妇女不是唤起了那名试图强奸她的男子的人性,而是把他当作色狼看待,那么其结果将是可想而知。
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不但可以预防潜在被害人遇害,有些已经发生的犯罪还可能会发生良性转化,被害人的被害不良影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甚至会达成谅解,产生真感情。譬如,强奸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真感情,互相爱恋以至结婚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转变使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的性质发生了逆变,不少学者主张,不应再按犯罪处理,尤其是那些被强奸,而后来又与加害人结婚的,就更不应该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关于这一点国外某些国家也是这样看的,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44条规定:凡犯强奸、强制威胁等犯罪的,只要与被害人结婚的,其罪消灭。对于共犯亦同。如以判刑者,终止其执行以及一切刑事效力。但在强奸后,又以此为把柄与妇人性交的,则就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对犯罪人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使得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性质也消灭了。
(二)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不应该、不必要、不明智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L·亨金说过:“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5](P1)人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有”的、以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权利,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6](P14)犯罪人也是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实施并不能对抗其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人格上的权益。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在控制犯罪现象时,其各项制度的设计与具体实施不应该存在丝毫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这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著《犯罪与刑罚》中所指出的“一旦法律容忍在某些情况下,人不在是人,而变成了物,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7](P7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犯罪做斗争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通过贬损与抹杀犯罪人人格的方式遏止犯罪的方式已经变得毫无必要,国家完全可以在尊重犯罪人人格的前提下控制犯罪。今天,如果国家在犯罪控制中仍然采用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技巧”,是极不明智的。笔者在某劳教戒毒所工作期间,一位在笔者看来其实本质善良但却有过多次犯罪记录(包括抢劫、抢夺、盗窃、故意伤害等)的戒毒人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既然政府把我当人渣,那我就做人渣”。国家出于控制犯罪的善良目的所进行的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所产生的最大负面效应,在笔者看来,是人为的把大量原本不想与社会为敌的边缘群体推想犯罪的深渊,堵塞犯罪人自新的道路。由于公众对待犯罪人态度的极端性和不易逆转性,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也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至少在其遏制犯罪的制度设计上不应该有丝毫的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任何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都不应该有存在的理由,即便是以控制犯罪、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堂皇面貌出现。理性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被扭曲的落实。否则再好的设想,也会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当前,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还远没有在广大司法人员心中树立,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显得尤为迫切。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疾恶如仇的民族,习惯于用敌我的关系对待危害社会的人群,习惯于“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罪人做出反应。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在公众心中的培养和树立是一个迫切而长期的过程。在这一理念的培育过程中,有必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传媒的导向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8](P2)。在对犯罪事件的报道、对犯罪人的描述时,我们的传媒应该学会理性。而那些试图通过对血腥犯罪案件添油加醋的描绘与报道、通过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极端性描写来迎合部分公众的低级趣味,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的传媒,则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干涉。
(三)对犯罪人的矫治
前文已经论述,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包括犯罪实施前、犯罪实施中以及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似乎不太明显,因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非人格化,在犯罪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它起着规避道德良心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谴责的作用。表现在对犯罪人的矫治阶段过程中,他们始终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思被害人因此而受到的痛苦,因而难以接受教育,认罪伏法,这是阻碍犯罪人转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欲使教育奏效,使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而且不能无视自己的罪责就成了关键。但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研究与运用程度还很不够。犯罪人一旦进入矫治场所,其与被害人的联系基本上就被切断了,矫治场所也很少从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仍然在持续进行的非人格化进程入手,促使犯罪人的转化。即便是犯罪人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他与被害人之间的隔阂、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却依然也许要持续于彼此的一生。笔者期待社会帮教人员中被害人的身影,更希望是活跃的身影。在矫治犯罪人阶段,力图唤起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同情心、怜悯心,促使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尊重,使他们认识到被害人不是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也是母亲、妻子、女儿;不是罪该万死的恶魔,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时阻却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种矫治方法,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在矫治场所,由于犯罪人进入了绝对弱者的情境,维护和树立矫治场所的监管权威又是如此的重要,在许多管教人员的观念中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是对犯罪人的监管和惩罚所必须的”偏见,因而非常容易忽视对犯罪人的人格的尊重。既要完成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国家责任,又要避免对进入矫治场所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挑战。
国家与公众对复归社会的“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往往仍在继续,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常常依然被当作禽兽看待,而很难再被接纳。这是比例并不低已经改过自新的“犯罪人”重蹈旧辙的重要原因。然而,阻却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对于彻底矫治犯罪人防止再犯又是如此的重要。国家和社会只有以宽敞的胸襟把失足的犯罪人当成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禽兽来接纳,犯罪人才有可能改过自新,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这要求的不只是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本文原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2年第3期]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参 考 文 献
[1]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2] [德]施奈德.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3] [英]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 张晓玲.妇女与人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8] [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