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是生命、 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在刑事诉讼法中，犯罪被害人通常被置于控诉人或证人的地位，对犯罪事实、 加害人的情况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和结果以及被害人拥有哪些权利等情况都不甚明了，没有被赋予相应的知情权。而且在损害赔偿上，除了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对被害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救济措施。 由于受民事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所限，被害人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 不仅如此，在司法机关侦查起诉阶段和诉讼过程中，被害人还可能因警察反复的侦查、调查活动，公开审判时因其证人身份而受到被告方辩护人的质问却无法提出自己主张等状况受到二次伤害，甚至像强奸、猥亵罪等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在其后的生活中还可能遭到来自社会的种种非议而产生心理压力，造成精神障碍等第三次伤害。因此，刑事司法程序中赋予被害人相应的诉讼权利，使其有机会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获得救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意义所在。
一、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历史沿革
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美各国依据被害人学的观点和主张，开始实施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学的学者们认为，如果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不仅可以抚慰被害人的情感，而且有利于使罪犯受到以回归社会为目的、 而非简单复仇主义的刑事处罚。[1]1959 年，英国内务部在其发表的 《犯罪白皮书——改变社会面貌的刑事政策》中，首次承认了对犯罪被害人地位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并支持将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义务化，因为其未能及时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而导致犯罪被害人受损。 1961 年，英国成立被害人补偿制度探讨委员会；1962 年该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持引入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报告；1964 年 3 月，内务部向议会提交《犯罪被害人补偿计划》并获得通过。
英国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西兰、美国、奥地利、芬兰、德国、荷兰和法国等纷纷效仿，先后率先颁布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国家对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人身和精神伤害进行补偿的制度。[2]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欧洲各国在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被害人的保障范围，确认了被害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如荷兰和希腊的被害人可审查公诉人的决定并有权要求公诉人停止对某个案件继续提起诉讼；法国等国家则允许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提起民事诉讼并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庭审，还有权在法庭上进行讯问。即使被害人未提出独立的民事诉讼请求，一些国家也允许被害人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庭审。 如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 1985 年，第七次联合国防止犯罪会议中通过了 《关于犯罪被害人和权力滥用受害人司法基本原则宣言》，要求各国应在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同情被害人的遭遇的前提下，为被害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学和社会援助。与此同时，以英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各国民间组织也开展了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实质意义上的支援，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也迅速开展了确立被害人的地位、 保护犯罪被害人并给以相应救济等活动。
二、域外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
（一）英国
英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民间被害人支援组织要求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注目。 1990 年，英国第一部被害人宪章的制定（1996 年修订），使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得以改善和扩大。然而，由于宪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英国法律制度中只规定了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及赔偿命令等经济补偿措施，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因此，1996 年修订后的新被害人宪章赋予被害人从警察和司法机关处获得侦查、起诉阶段案件进行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理情况、公开审判的期日以及结果等信息的权利。对于虐待儿童等特定犯罪的被害人，还要求由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察负责相关侦查、起诉等工作。 另外，新被害人宪章中考虑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分时被害人的利益问题，允许在一部分地区试行被害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向有关机关提交意见书的提示制度。在公开审判阶段，对侵犯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犯罪行为，法院可以发出损害赔偿命令，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为了防止加害人在获释期间再次对被害人造成伤害，1994 年英国还设置了“帮助热线”，使犯罪被害人在得知加害人将被释放时，可以直接与监狱长通话，向狱长陈述其对加害人被释放的不安情绪。
民间组织对被害人的支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被害人支援组织（Victim Support，VS）诞生于 1970 年，主要致力于支持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活动以及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等。VS 在政治上处于中立地位，与英国政府及司法机关保持着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其运营资金基本由政府负担，每年运营资金总额超过 1000 万英镑。VS 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侦查、起诉阶段介入被害人的案件和对其提供法律帮助；公开审判阶段以证人身份出庭，在审判过程中为被害人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等证人服务。
（二）美国
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支援强奸等性犯罪被害人的女性运动和要求对性犯罪进行严厉惩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改善被害人诉讼地位和作用，美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被害人补偿活动以及被害人支援活动。 后来，随着犯罪被害人的需求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开始探讨犯罪被害人参与司法体系的必要性问题。
1982 年，美国设立关于犯罪被害人总统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的研究。 1982 年委员会发布犯罪被害人最终报告书，对被害人权利问题提出了 68 项建议。至 1998 年，不仅美国所有州都制定了犯罪被害人权利法，而且其中 29 个州还在以宪法命令的形式强化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多数州的权利法典中都规定，应在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并对其心存同情的前提下告知被害人案件情况、 审问及审理期日等情况；对被告人作出量刑以及假释决定时，被害人得通过影响性陈述向法庭表达其量刑或假释方面的意见；以及被害人有权从有罪罪犯处获得赔偿的权利。[3]
（三）日本
日本对被害人的支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立法运动。 虽然之前由犯罪被害人的亲属构成的消灭杀人犯罪亲属会和被害人补偿制度促进会等组织也曾就刑事赔偿制度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进行过提案，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时人们对被害人的关注较少，学界也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在强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上。 直到 1974 年“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才开始关注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4]1980 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对犯罪被害人等的给付金支付法 》；[5]日本警察厅于1997 年建立了被害人联络制度；检察厅于 1999 年建立被害人通知制度。 在立法层面上，2000 年 5 月制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规定了被害人的意见陈述权和取消性犯罪追诉期间等。 同时，民间支援团体在 2000年 4 月成立了犯罪被害人咨询室和社团法人被害人支援都民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援助等直接性的支援活动。2000 年修订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犯罪被害人的诉讼参加制度，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不再仅仅以证人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当事人享有意见陈述权和通过录像连接等途径进行陈述的权利。 2004 年颁布的 《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和2005 年发布的《犯罪被害人等基本计划》中，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命令制度和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作了基础性规定。2007 年，日本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被害人参加制度，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开始以准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6]
从上述各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制度贯穿整个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涉及侦查、起诉、庭审、判决等各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享有不受侦查人员二次伤害权；庭审阶段享有出庭权、陈述权、询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判决阶段享有求刑权等。此外，对于任何涉及加害人的刑罚处分结果，如减刑、假释、释放等都享有知情权。 在民间层面，通过各类被害人支援团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经济帮助和诉讼支援等。 因此，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权利的保障，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司法机关，而是延伸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三、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各国掀起了赋予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热潮，但仍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不仅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理念相矛盾，而且会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受侵的危险。 因为，如果让被害人直接参与庭审，有可能会出现下列问题：（1）易导致私人复仇观念的复活，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及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和理念相冲突。（2）如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在法庭中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可能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因为被害人通常是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罪行的情况下提出主张和意见的。（3）有可能侵害被告人的防御权及导致量刑偏重、拖延诉讼周期等危险。 （4）在目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利本来就十分脆弱、 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将其置于与被害人同等的地位，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受损。[7]
诚然，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过，这些问题毕竟仅仅是人们对强化被害人诉讼权利后果的设想，而非现实。 迄今为止，虽然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但并未出现当初人们预想的被害人参与案件审理会使刑事司法崩溃的后果。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在应用 nebenklage 程序的过程中，很少有被害人有机会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诉讼程序。 尽管被害人都明白一旦他们参与到诉讼之中并提出诉讼请求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赔偿，但多数人都认可将起诉的权利交由公共权力机构行使的做法。而且，犯罪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面对面地对质和交流，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对犯罪后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英美等国的实践也证明，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状况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建国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即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之后，司法机关又作了一些补充性司法解释，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被害人上访现象出现。加之在国际范围内，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因此都相应加强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种宏观背景使得 1996 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充分体现了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精神，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升到了类似诉讼当事人的高度，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重视。2012 年，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说明立法机关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具体条文设计方面既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需要，也特别重视如何便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参加诉讼程序并及时获得赔偿。但遗憾的是，该修正案没有赋予被害人知情权、 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 （即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决定的参与权）、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等重要诉讼权利。 这不仅不符合世界诉讼法领域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潮流，而且也不利于解决涉诉信访等诸多社会矛盾。
除赋予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外，被害人救助工作也开始起步。 自 2009 年中央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截至目前，已有17 个省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并逐步落实。[9]
然而，由于立法模式在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存在疑问，被害人权利保护程度不高。 比如被害人无独立的上诉权和完整的刑事程序启动权，使得被害人为当事人的规定也名不符实。此外，由于对被害人特殊诉讼参与权之重要性认识不足，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获得司法机关保护的权利、刑罚执行阶段参与权、 获得国家补偿权等国际上普遍承认的诉讼参与权。
立法上的不足使得司法实践中的被害人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可避免地出现影响化解社会矛盾的因素。以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为例，实践中很多刑事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致死、致残，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又无法获得有效的赔偿（实践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往往难以执行），境遇悲惨、生活困难，长期申诉上访。[10]虽然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 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活动都采取以公诉机关为主导的模式，被害人的权利和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实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保障被害人及其遗属的权利，尊重其诉求，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尤显重要。
五、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和救济制度的完善
无论从现实中频发的有影响的实际案例，还是全球被害人权利的发展来看，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进一步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 构建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笔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制度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害人知情权
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不仅包括司法机关在程序上尊重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及时准确地告知案件的诉讼进展情况、 告知其所处的诉讼地位、 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及其参与诉讼的方式等；还包括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后羁押地点、假释、释放等信息的知情权。 如美国就建立了被害人知情权的 24 小时通知体制，即一旦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后，被害人会通过自动信息通知系统被告知罪犯的在押地点以及释放方面的信息。 英国也规定了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通知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释放时间及其返回地域等制度。 因为被害人如果不能及时掌握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确切信息，往往会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有可能因疏于防范而受到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第二次伤害。因此，被害人知情权的赋予和保障，不仅对被害人的精神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而且还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
首先，应明确承认被害人的起诉权。过去的刑事诉讼领域中一直采取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被害人目前只有在侦查和起诉机关均不追诉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依法向法院提起自诉。因此，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公诉案件中的当事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地位并没有得到落实。表现在：法庭上不设置被害人作为控方当事人的坐席；而且被害人在法庭就刑事部分发言，有时还被法官制止；判决书中没有对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给予回答等。
其次，应当肯定被害人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既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诉讼中都是当事人，拥有相同的机会影响诉讼结局，也是当事人的必然要求。 只赋予被告人上诉权而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在公诉人决定不抗诉的情况下，将导致被告人与被害人保护失衡。 另外，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实践中检察院并不能完全反映被害人的利益和合理要求，因此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就显得更为必要。
再次，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寻问证人权可以使被害人积极发挥当事人的作用，有利于在质证中查明案件真相。 质问被告人权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加速其回归社会历程；另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在质问过程中发泄内心的不满与痛苦，在精神上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 情感表达权和意见陈述权可以使被害人有机会向法官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看法以及对被告人的处理意见，虽不至于影响法官的判决结果，但从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被害人的诉求，有利于法官在裁量时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更为公正、合理的判决，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率。
最后，应赋予被害人求偿权。被害人的求偿权是指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所遭受的损失向被告人提出的损害赔偿的权利。 我国在传统的刑事司法领域往往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民事诉讼的范畴，除非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法院才有可能就赔偿部分作出相应的判决。这不仅加重了被害人的诉讼负担，也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笔者认为，对被害人的赔偿是被告人行为的直接后果造成的，应在刑事诉讼中一并予以解决。故应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害人求偿权，以判决的形式确认被告人的赔偿义务。
（三）构建被害人援助体系
从发达国家被害人救济实践来看，对被害人的援助是多方面的，既有被害人或其遗属自发构成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有政府机构。对被害人的援助一般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支援。即通过政府制定规则和民间组织援助的方式为被害人提供诉讼代理人，与被害人一起参与诉讼并为其提供相关法律知识和服务。二是对被害人经济上予以补偿。虽然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大都规定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但实践中被害人仅仅依靠被告人的赔偿往往难以得到实质上的经济补偿。因此，除民间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给予被害人经济补偿外，许多国家还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在其因犯罪遭受的损失不能从犯罪者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一部。这对保障被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平复其受伤的心理都有重要作用。三是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援助。许多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不仅人身或财产遭到了严重的侵害，其精神也常常饱受折磨。特别是性犯罪的受害人，可能在警察调查取证、法庭质证等过程中受到第二次伤害，甚至如若被告人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死缠烂打的话，还有可能遭受第三次伤害。因此，对被害人的精神支援也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专门开设了被害人心理咨询窗口，解决和治疗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创伤。 这种治疗的过程一般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没有完善的支援和援助体系，仅靠某些热心志愿者的善良动机是难以长久坚持下去的。 这就要求政府与民间组织和团体以及被害人或其遗属积极配合与合作，建立全方位的被害人援助体系，使被害人在精神上、 经济上以及诉讼中都能及时获得帮助，尽可能地恢复到受侵害前的状态。



注释:
[1]「日」大谷??•山上皓：《犯罪被害者支援の基?》，?|京法令出版 2000 年版，第 43 页。
[2]「日」奥村正雄：“イギリスにおける被害者学の生成と?展”，载《被害者学研究》1996 年 6 号，第 84页。
[3]「日」??久兰o：“犯罪被害者の?乩?餐夤??酉颉常?ⅴ幞辚??保?亍斗??r?蟆?999 年第 71 ?? 10 号，第 74 页。
[4]「日」加藤久雄：《ボ?ダレス?r代の刑事政策》（改?版），有斐? 1999 年版，第 198 页。 “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造成包括路人在内的 8 人死亡、380 人受伤。 对这种非因恐怖袭击或杀人恶魔等加害人造成的伤害如何进行救济，日本当时的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因此，国民开始呼吁对被害人给予国家救济。
[5]「日」大谷??•?忍僬?危骸斗缸锉缓?o付制度》，有斐? 1982 年版，第 218 页。
[6]日本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出庭权、向检察官表明意见权及要求说明权、讯问证人权、质问被告权、总结求刑权等。
[7]青年法律家?f会弁?士学者合同部会、司法改革?????策委?T会：法制???会の答申する《被害者参加制度》に??する意????007 年 2 月 17 日，载 http：//www.seihokyo.jp/，访问时间 2012 年 2 月 1 日。
[8]王新兵、 鲍锦华、 张健：“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陷及完善”，载 http：//www.3edu.net/lw/xslw/lw_80149.html，访问时间 2011 年 8 月 20 日。
[9]袁定波：“最高法：17 个省已出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意见”，载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2-03/20/content_3443597.htm？node=20908 ，访问时间 2012 年 3 月 21 日。
[10]高长见：“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载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588181.html，访问时间 2011 年 8 月 25 日。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工业项目用地公开交易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府〔2007〕84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苏州市工业项目用地公开交易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苏州市工业项目用地公开交易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行为，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工业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工业用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工业用地，包括工业厂房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工业研发用地,以及工业厂区内的办公和生产生活辅助设施用地。

　　除工业用地外，其他营利性的公用设施项目用地、公益项目用地、营利性教育项目用地、营利性医疗项目用地、外来人口集中居住项目（打工楼、集宿楼）用地出让，参照本办法。

　　第三条　经发改或经贸系统投资管理部门批准的用地规模扩大20%以内的技术改造项目、因城市建设或区域工业布局调整须整体搬迁且不扩大原用地规模的非淘汰类和限制类工业项目、因地块区位涉及保密事项不宜以公开交易方式供应的工业项目用地，经市或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出让供地，但协议出让的土地价格和操作程序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除上款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工业项目用地外，本办法第二条明确的其他项目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

　　第四条　苏州市人民政府、各县级市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合作8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出让由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工业园区管委会组织实施。

　　第五条　苏州市和各县级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拟定出让地块的供地方案，报经苏州市和各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编制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文件后，组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吴中、相城、虎丘区范围内和工业园区80平方公里以外的工业用地出让前期和后期跟踪管理工作均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区国土分局和区局负责实施。

　　第六条　按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公开交易的项目用地，应当在市或县级市的土地有形市场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招标、拍卖和挂牌活动。

　　第七条　工业项目用地公开交易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必须是已依法办理征转用手续的建设用地，并按政策落实好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为实施城市规划和政府产业政策外，不设置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前置条件。

　　（三）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实际的产业政策。属于鼓励类的项目优先供地，禁止类项目不得供地，限制类项目必须先经发改或经贸系统投资管理部门批准后方能供地。

　　（四）遵循土地节约集约的原则。应根据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国土资发〔2004〕232号）、省国土厅印发的《江苏省建设用地指标（2006年版）》，以及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关于贯彻国务院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苏府〔2005〕63号）的有关规定，确定出让地块的土地使用条件和要求。

　　第八条　工业用地出让应当采取净地出让。出让地块的前期土地与配套设施建设，由地块所在镇（街道）或开发区负责，并应于交易前一个月将净地移交给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底价，以及按本办法协议出让的工业项目用地价格，由市、县级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技术规范确定，并报经市、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但均不得低于取得土地时对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安置补偿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缴纳的各项税费之和。土地前期开发成本由市和县级市人民政府根据各区域实际投入情况确定。

　　国家和省政府公布新的最低保护价的，出让底价或协议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保护价。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凡具备发改或经贸系统投资管理部门的工业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的，均可按照本办法规定参与工业项目用地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但属标准厂房用地等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告中明确不需具备先前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条件的，竞买人资格按出让公告中明确的对象为准。

　　第十一条　发改、经贸、外经、规划、环保、建设、工商等有关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协同做好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相关工作。

　　（一）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城镇）总体规划要求、产业结构布局及集约用地要求，合理确定地块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等规划条件，出具规划指标和规划红线图。

　　（二）根据规划部门意见，发改或经贸系统投资管理部门负责确定拟出让地块项目准入条件，包括项目产业类型、投资总额、工艺技术、生产规模、资质要求等。

　　（三）环保部门负责确定拟出让地块的环境保护要求，包括对不同项目的要求、条件和标准。

　　（四）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拟出让地块规划红线和指标，负责土地勘测调查、压覆矿藏审查、农转用及土地征收、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地价评估等出让前期工作，并综合规划、发改、经贸、环保等相关部门的意见，拟定出让地块的实施方案，上报市、县级市人民政府。

　　 第十二条　土地出让实施方案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一）出让地块的具体位置、四至、用途和面积、出让年限；

　　（二）出让地块的供地方式、评估地价；

　　（三）出让地块的规划指标及要求；

　　（四）出让地块的竞买人资格和要求；

　　（五）出让地块的项目准入条件，包括产业目录、投资总额、工艺技术、生产规模、资质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开工竣工时间、土地转让和出租条件等内容。

　　土地出让实施方案的内容，应当作为招标、拍卖或挂牌公告、竞买须知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

　　第十三条　土地出让实施方案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须根据出让地块的具体情况编制招标拍卖挂牌土地出让文件。土地出让文件应当包括出让公告、投标或竞买须知、宗地图、土地利用条件、标书或竞买申请书、成交确认书、出让合同文本等内容。

　　第十四条 根据市、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出让实施方案，采用招标、拍卖方式出让土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招标拍卖出让活动前20日发布出让公告。招标拍卖的程序和要求按照《苏州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采用拍卖方式出让的意向竞买人少于3人的，自动转为挂牌方式出让，经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第十五条　根据市、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出让实施方案，采用挂牌方式出让土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挂牌出让活动前10日，在当地土地有形市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江苏土地市场网发布出让公告，公布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挂牌的时间、地点等内容。

　　挂牌出让地块的竞买申请、竞买资格审查等程序参照《苏州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在挂牌竞买申请期间仅有1人提出书面竞买意向，并符合竞买条件的，到期挂牌成交。超过1人提出书面竞买意向，并符合竞买条件的，于公告指定日期采取现场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第十六条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工业用地自签订土地使用权《中标通知书》或《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协议出让的工业用地自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各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当地土地有形市场及有关媒体上公示出让结果。公示内容应包括出让地块的宗地号、面积、区位、成交价、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规划建设指标等信息。

　　第十七条　土地招标拍卖挂牌成交后，中标人或竞得人应在出让文件规定的时间内，与土地出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到期未签订《出让合同》的，出让人可以取消其中标或竞得资格，所支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可请求赔偿。

　　第十八条　中标人或竞得人应当按照出让文件及《出让合同》的约定，按期缴纳土地出让金。不按期缴付土地出让金的，中标人或竞得人按《出让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竞得人或中标人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工商、规划、环保等管理部门分别申请工商登记、规划方案报建、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事项。取得工商登记和规划方案审定意见，通过环境评价，并付清土地出让金后，竞得人或中标人持以上相关批准材料到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条　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当按时开工建设，并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和其他利用条件。如受让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和利用条件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限期纠正，并处以地价款30%以下罚款；拒不纠正的，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一条　受让人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后，可以依法转让，但必须符合出让文件和《出让合同》的约定。出让文件和《出让合同》须明确转让工业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付清土地出让金，并领取《土地使用证》；

　　（二）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并且地面建筑物全部竣工，依法办理房产转让手续的；

　　（三）新受让人必须符合原出让文件中限定的竞买资格，并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发改或经贸系统投资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四）工业用地依法转让后需续建、新建、改建厂房的，在申报转让登记前，新的受让人须持有发改或经贸系统投资管理部门重新审批（核准、备案）的文件，并取得规划部门的批准意见。

　　原受让人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土地的，且不符合转让条件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限期纠正，并处以转让地价20%以下的罚款；拒不纠正的，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二条　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可以依法出租，但必须符合出让文件和《出让合同》的约定。出让文件和《出让合同》须明确出租工业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付清土地出让金，并领取《土地使用证》；

　　（二）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地面建筑全部竣工，通过土地部门验收；

　　（三）除标准厂房等工业房地产用地可以出租外，其他工业项目用地须在地面建筑物全部竣工5年后方可出租。

　　（四）承租人应当符合原出让文件中限定的竞买资格，不得改变工业用途；

　　受让人未经批准擅自出租土地的，且不符合出租条件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限期纠正，并给予相应处罚。

　　第二十三条　《出让合同》约定的项目竣工时间到期后，受让人应当向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竣工验收。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照《出让合同》约定，对用途、面积、容积率、附属配套用房比例等情况进行复核。到期未通过土地验收的，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及出让合同约定处置。

　　第二十四条　规划、发改、经贸、环保、工商等相关部门，也应按照各自职责范围，监督受让人按照出让方案确定的规划条件和经批准的投资项目要求进行建设和使用土地。

　　第二十五条　苏州全市范围内工业用地出让适用此办法。本办法中没有规定的，适用《苏州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暂行办法》。

　　第二十六条 　以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方式供地的，以及依法批准的新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