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之评析
　　　　　　　　　　　　　　　　　　——以新旧国家赔偿法比较视角

　　摘要：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决定着国家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程序的设计。新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作出的修改，意味着“国家赔偿从此进入归责原则多元化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立法者改变了其表述呢？修改后的“违法归责原则”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违法规则原则为主的立法状况并没有改变，这体现出本次修改以修补、完善为主、并非着眼于制度重大革新的立法取向。

　　关键词：国家赔偿法；违法归责；结果归责；归责原则多元化时代

　　一、国家赔偿问题的提出

　　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结束了国家赔偿无具体制度保障且难以落实的尴尬境地，在保障公民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权、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赔偿法也逐渐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甚至有人戏称国家赔偿法为“国家不赔法”。“从1995年1月至2010年3月，全国法院共同受理国家赔偿案件共计93342件……”可见全国法院系统平均每年受理6223件国家赔偿案件，案件数量之少与现实中受国家机关侵犯之多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国家赔偿日益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是因为国家赔偿制度本身设计不够科学合理，有些是因为法律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状况即法律的滞后性，有些是具体过程出现了问题，也有一些是与人们的错误观念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各界都强烈呼吁尽快修改国家赔偿法。历时五年经过四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在2010年终于出台。“这次修改国家赔偿法，以完善赔偿程序、畅通赔偿渠道为重点，兼顾其他问题”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确认程序，畅通了请求渠道，完善了赔偿程序，增加了举证质证，明确了赔偿范围和标准，理顺了赔偿费用管理和支付机制，可操作性更强。整个条文的修改率高达75%,但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思路、立法框架与主要规范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修改只是对原有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并非对其重大革新，体现出务实立法、功能立法的倾向。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可谓“进步明显、遗憾尚存”。

　　“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制度中是根本性的制度，它决定着国家是否赔偿和在什么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反映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和赔偿政策。”学者们对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法中的重要性已达成高度一致。它直接影响到国家赔偿的范围和程序等问题，是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石，但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和修改过程中都存在很多争议。通说认为，原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确立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这一归责原则避免了过错原则在主观认定方面的困难，在实践中便于操作；但客观上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广受学界、实务界之诟病。现行立法第二条删掉“违法”二字，看似简单，但对于应对和规范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对解决法律不协调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是否就像一些学者所持有的乐观看法一样，意味着立法“取消了违法的归责原则”，就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归责时代”呢？笔者不予认同，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法技术调整的问题：修改决定删掉了总则第二条中的“违法”二字，确实意味着“违法归责原则”在立法层面上作为一个“统帅”地位的原则性规定不在了；但在具体条文中对国家赔偿的范围做了一些修改，使得“违法归责”不仅没有减少和弱化，反而大大强化了。从整个法条的设计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是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以结果归责原则、过错归责原则为辅。现行立法还是无法解决实际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一些事项的归责原则不合理、违法归责原则本身的应用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基于上述立场，本文重点分析修改前后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差异变化来说明现行立法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二、原文对归责原则之规定及问题分析

　　制定国家赔偿法之初，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就存在许多争议。可以说立法之初对该问题已经考虑的比较全面了，剩下的是立法者的选择问题，最终国家赔偿法将违法归责原则规定在总则中，但在分则具体条文中，又有不同的表述。因为没有权威的统一解释，修改以前学者对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统一。下面具体进行分析：

　　1、原条文对归责原则之规定

　　在制定国家赔偿法之初，学者对归责原则就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有主观过错原则、客观过错原则、广义无过错原则、过错违法原则、违法与明显不当原则、违法原则、过错或违法原则、多元化归责原则等。最后立法者在考虑到当时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基本上采用了违法规则原则，在原文总则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分则中违法归责原则多有体现。但分则的内容有许多与总则规定不相协调的地方，学界和实务界对之理解差异较大。但主流观点认为当时立法确定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具体条文的个别规定只是例外辅助。

　　 在行政赔偿领域，原条文第三条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完全适用违法归责原则，没有异议。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财产权的情形中，第一、二、四款是违法归责，但是第三款“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采用了比“违法”更高的标准即“违反国家规定”。

　　在刑事赔偿领域，修改前第十五条第一款“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隐含的其实是过错归责原则；对于“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和第三款“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确立的结果责任原则。原十六条司法机关侵犯财产权情形第一款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第二款“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实际上又是结果归责原则。

　　在司法赔偿领域，原条文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从法条中看出：对“强制措施、保全措施”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采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综上所述，从原法条规定本身来看国家赔偿法，笔者认为原立法将“违法归责”放在总则中意将其作为国家赔偿归责的原则性规定，起一个统帅、指导全文的作用。而分则中既有过错归责又有结果归责，还有比违法归责更高的“违反国家规定”标准。故立法内部本身就有自相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此外，国家赔偿法上的归责原则来源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但又不同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民法学者看国家赔偿法的条文也有自己的不同观点；行政法学者基于对归责原则理解不同等原因对原法条的归责原则也是观点各异。这样的立法现状严重影响了国家赔偿的范围和认定，不利于受害人及时得到救助。

　　2、原文之归责原则问题分析

　　立法者之所以最后基本采纳违法归责原则的原因，权威观点认为违法归责原则是根据国家机关行为客观上的合法性来判断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这样与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及其宪法保持一致，又与行政诉讼的规定协调、简单明了、易操作，可以避免过错原则主观认定上的困难，区分了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有利于受害人行使国家赔偿的请求权等。但同时这种立法现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立法本身的矛盾和不协调以外，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对“违法”的认识不统一。不管原法条如何规定，总体来说违法归责仍然是国家赔偿的总则原则。那么什么是违法呢？我国对之没有统一的权威解释，理论界大部分学者对违法采用一个广义的认识，认为违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一是法的原则和精神；二是特定的职责与义务；三是在行使裁量权时滥用职权或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但在实践中，对于“违法”较多采取狭义的认识，仅仅理解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造成实践中将大量应当属于国家赔偿的事项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严重影响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导致了大量情况得不到国家赔偿。我国乃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原则、精神等非成文或不具有明确可操作性的内容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重视。执法人员在执法时，更多的是运用严格意义的法律办事，很少运用法的原则、精神进行判断。广义的违法与现在我国的法律文化和传统明显不符。以上因素都大大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

　　（2）违法归责原则的出发点错误。违法归责原则侧重于对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律评价，而非对公民、法人是否受到损失以及这种损失是否应当由他承担的考虑，其出发点错误。赔偿制度的本质，是对损失的负担或弥补，而不是对造成损失行为或原因的评价。由于国家赔偿法把归责原则定位于对造成损失行为的评价上，使得一些无辜受到损失的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弥补或赔偿，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无端增加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使赔偿责任变成了评价责任和追究责任。

　　（3）单一违法归责原则不能反映和概括国家赔偿事项的全部特征和内容。用一个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对所有国家职权行为赔偿的依据，是无法满足和适应国家职权行为多样性现状的。从各国国家赔偿制度的范围来看，国家赔偿的主要事项有：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立法赔偿、军事赔偿、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国家补偿等。司法赔偿中大多是结果归责。在公共设施致人损害方面，一般是实行过错和危险归责标准。在国家补偿制度方面没有违法标准存在的可能。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行为，除法律行为和强制性行为以外，还有事实行为和柔性行为等。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不仅仅是一个违法原则所能概括的。故国家赔偿范围内的事项是各有特征的，用一个违法原则来概括全部的赔偿归责标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4）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赔偿适用标准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中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标准的规定不一致，有冲突。以刑事拘留为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标准虽然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犯罪事实标准或犯罪重大嫌疑标准非常接近，但是除对象必须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以外，刑事拘留还必须具备诸如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犯罪后即时被发现、被害人或证人指认、在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在逃等等其他条件。这就出现了国家赔偿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正确与错误拘留标准规定的不一致，刑事逮捕方面同样存在这种问题。这会造成我国法制的不统一性以及实践操作层面的混乱，影响法律的贯彻落实。

　　三、新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新《国家赔偿法》取消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从而在实质上承认了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可以说，这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变化。”姜明安教授说：“这是法律修改中最大的亮点，删除“违法”二字，将减少大量的合法行为损害公民权益而得不到赔偿的情况。”正如学者所说，新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做了重大修正，对我国整个国家赔偿制度起到一个很大推动的作用。但修正以后是否完全解决了以上存在的问题了呢?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是否就像许多学者所期望的那样，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了呢？

　　1、修改的过程和原因

　　在总结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及立法规定面对实践中许多问题解决之不能的困境，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将修改国家赔偿法纳入立法规划，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五年，经过四次审议终于通过了修改决定，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作了重大修改，意义重大。

　 （1）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问题在修改过程中争议很大。在2008年起草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中，本没有修改归责原则的问题，仍坚持违法归责原则。之后，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些地方和部门提出了按刑事诉讼程序规定拘捕的人，事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给予赔偿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接受上述意见，经过初次审议后，二次审议稿将第二条的“违法”去掉，还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计划之外的归责原则问题，才浮出台面。经过第三次审议，未能如期完成修订，核心卡在刑事拘留何种情况下要赔。三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刑事拘留赔偿问题，与内务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作了研究，并与公安部反复沟通。最终，对刑事拘留进行了区分处理，确立刑事拘留超期羁押可获赔。自此，最初没计划修改的归责原则，成为了本次修法中的最大问题。这是对归责原则修改的整个过程。
庭审笔录初探

王裕好

内容摘要：庭审笔录是法院裁判案件不可缺少的书面材料，确保庭审笔录质量过硬，是新时期增强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庭审笔录特征的分析，认为庭审记录是一种法定公职行为,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指出当前存在合法性缺乏、客观性不足、公开性不够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并就如何确保庭审笔录的质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庭审笔录 法定公职行为 公开性 笔录评审机构




谈到法院司法能力建设，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法院如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的业务水平特别是驾驭庭审能力怎样提高等问题，庭审笔录鲜有论及。笔者认为：法庭审理是审判工作的核心，这个核心所有的实体与程序问题，都必须通过庭审笔录这一合法载体展现出来。如果把裁判结果比作一栋大厦，庭审笔录就是大厦的图纸。对庭审笔录的属性、价值予以探究，指出其质量方面存在的欠缺和改善的途径，无疑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庭审笔录概说

庭审笔录又称法庭笔录或审判笔录，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书记员制作的同步反映全部审判活动的真实情况的文字记载。
庭审笔录采用较为合理的资源固定了以当事人及审判人员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庭审过程，符合现阶段公正与效率的双重要求。是分析案情，正确裁判不可缺少的书面材料，是法院系统内部检查案件质量、总结办案经验的重要资料，也是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的重要途径。对依法办案、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法庭审判的全部活动，应当由书记员写成笔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也规定“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这是庭审笔录的法定“渊源”。措词虽然简洁，却体现出庭审笔录的基本特征：即由书记员制作，反映庭审的全部活动，且为一种书面的文字记载。但这些特征只是外在的，如果深入探究，还能发现它具有如下特点：
1、庭审记录是一种法定公职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应记入笔录。这三部法律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效力仅次于《宪法》，可见庭审笔录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法律位阶很高。庭审笔录是由法定公职人员“书记员”作出的，内容囊括了庭审过程中所有的实体与程序，形成一个基础，对当事人的最终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另外，由于庭审笔录的内容涵容审判人员的庭审活动，是法院内部检查、监督的素材；也是人大常委会、检察院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的重要途径。所以，庭审笔录具有“公共权利”的属性，庭审记录是一种法定公职行为。
2、庭审笔录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
裁定、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必须经过当庭举证、质证；当事人庭审中的自认、辩解直接影响实体权利，而这些重要活动必须被庭审笔录记载方有价值。虽然许多的法院已在庭审中配备了速录员，或进行同步录音录像①，但现行诉讼法只规定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由书记员记入笔录,其权威性毋庸质疑。庭审笔录所采用的资源较为合理，符合公正与效率的双重要求。诉讼的价值不等同于裁判结果，也体现在庭审笔录所描述的过程之中。庭审笔录为裁判打下基础，却不依附于裁判。再言，判决可能被改判或撤销，庭审笔录却不能重复作出或随意更改，所以庭审笔录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
3、庭审笔录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庭审是在特定时间、地点，由特定人员进行的活动，其过程能被人的视觉、听觉感知，也能用文字加以描述。庭审笔录作为法定人员（书记员）对庭审全过程的即时书面文字反映，必然受客观事实的束缚，不能游离于真相之外，用推断、臆造取代实录，这就是客观性。同时，由于笔录系个人手工完成的（电脑、速录机只是一种工具），难免搀杂了主观取舍的成份，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成分。正如庭审过程本身具有中心或焦点一样（如举证、质证、辩论等），庭审笔录不同于录音录像，也有侧重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即要求书记员对有关事项应当详细记载，例如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举证、质证、撤诉、和解等对实体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这也反映了庭审笔录在过程完整的基础上应有叙述的侧重。

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2003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联合发布了《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有效解决了旧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但是具体的书记员工作规范仍较匮乏，庭审记录作为书记员工作的核心同样缺乏有效的指导、监督，笔录的质量良莠不齐，与大力提高司法能力，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时代要求很不相衬，突出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法性缺乏
诸多原因，各地法院书记员普遍紧缺。为缓解矛盾，有些法院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同意，临时聘请人员作为“书记员”或以“速录员”替代书记员，有的让合议庭成员之一记录或办案法官自问自记等等。我国几大诉讼法明文规定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由书记员记入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也特别规定人民法庭审理案件，必须有书记员记录，不得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自行记录。应当指出，制作主体合法是庭审笔录合法的要素，庭审笔录合法又是裁判合法的前提。“合法性”任何时候都不容漠视。
（二）客观性不足
庭审笔录的首要价值正是它的客观真实性。如果一份笔录与庭审过程不符，既使再详细工整也没有价值，而是违法的。提高笔录的客观性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需要指出，现行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存有一些与庭审笔录客观性相悖的规定，应予修正。例如书记员担当了法官助手的角色（宣布法庭纪律、校对当事人、宣读证据），同时又要记下自己的言行，这与法官制作庭审笔录记下自己的言行没有本质区别。又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庭审笔录由审判长与书记员签名，合议庭其他成员（包括主审法官）是否签名未加说明。原则上讲，庭审笔录所涉及的相对人（包括法官）都应校对笔录②。校对后有签名的义务，也有认为记录有误在未更正前不予签名的权利。
（三）公开性不够
事实表明，公开是公正的前提。我国的公开审判制度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应作广义理解，庭审笔录公开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由于记录庭审过程是一种法定公职行为，公开性是公职行为必备要素，所以庭审笔录也应当依法公开。现阶段对“公开性”重视不够，有些手写的庭审笔录字迹潦草欠工整，当事人不认识，也就根本谈不上公开；有些笔录庭后校对，当事人提出异议书记员就改，另一方当事人一无所知，这也是“不公开”的表现。

三、确保庭审笔录质量的途径和方法

提高庭审笔录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动员各方力量，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同时又要依法进行，切实体现司法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
（一）确立书记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应当指出，作为审判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员，书记员的地位及工作很少被法学界探究。大家往往认为书记员只是做点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无需创造性，也就不存在独立性问题。笔者认为，确立书记员身份的独立性和工作的专业性是确保庭审笔录质量的前提，是新时期增强司法能力、加强审判机关自身监督的必然要求。以下几个问题应予重视：
1、确认书记员的公务员身份
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近年来各地公开录用书记员都由省级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占用国家行政编制，录用后由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可见，书记员完全具备《公务员法》中“公务员”的三大要素。在日本，书记员即属于国家公务员的序列,书记员在享受法院的特殊待遇的同时,还享受公务员的薪金,津贴等同等待遇③。最高法院在《公务员法》实施前通过修改《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以明确书记员的公务员身份是完全必要的。
2、理顺与法官的关系
《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确立“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的同时又规定“在法官指导下工作”，并把“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作为书记员的职责之一。笔者认为这是对“书记员”概念的认识不清，应该看到：法庭记录必须体现书记员身份的独立性，书记员不是“法官”的“辅助人员”，无需在法官的指导下工作。试想：如果法官在庭审中违反审判纪律辱骂了当事人，随后授意书记员不予记录，书记员怎样做呢？不记录违反了“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的法律规定；记录又违背了“在法官的指导下工作”的原则。显然，客观、忠实地履行庭审记录的书记员与法官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协作关系。《民事诉讼法》规定书记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值得推敲，有些法院提出“书记员工作如何 ——法官满意为标准”的口号更加不妥④，应予修正。
3、提高专业化水平
实行单独序列管理为书记员的专业化提供了可能。各地应严格按照《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充实书记员队伍。录用后，结合岗前陪训、岗位设置，充分发挥书记员的业务专长，使一部分书记员相对稳定地从事法庭记录，也是提高庭审笔录质量的必然途径。

（二）书记员应努力提高政治、业务素质
《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明确指出“书记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书记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政治必须过硬，应该拥护宪法与法律，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竭力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上文提到庭审笔录具有主观性，这里的“主观性”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的主体身上褒贬不一，所以书记员首先要提高政治素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业务上也应精益求精，刻苦磨练，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这是提高庭审笔录质量的必备条件，具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