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代理权的性质

王海宏


　　一、代理权的性质
　　代理权为贴心人基础。关于代理权的性质，有不同见解。主要有：第一，“权利说”。该说认为代理权为一项民事权利。第二，“资格说”，又称“地位说”。该说信为代理权是由于法律规定或被代理人的授予，而产生的一种资格或地位。该说认为，代理权虽然也称为“权”，但与其他权利不同。其他权利皆以利益为依归，而代理权对于代理人并无利益可言，所以代理权仅为一种资格或者位。第三，“权力说”。该说认为，代理权是一种权力一义务关系，代理人被授予改变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权力，被代理人承担接受这种关系的相应的义务。
　　二、代理权的取得
　　（一）委托代理，在委托代理中，代理人取得代理权是基于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第65条第2款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受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答名或者盖章。”该授权行为属单方民事行为，无须取得代理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即可发生授予代理权的效力。授予代理权的行为可向代理人为之，也可向特定第三人为之，也可采公告的方式向不特定第三人为之；该铜佛可以采明示的方式，也可以采默示的方式，如店主雇用店员出售商品，由该事实可间接推辞存在授予代理权的行为；在例外情形下还可以依沉默方式进行，如《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豆腐表示的，视为同意。
　　（二）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在法定代理中，代理权之直接规定。法定代理主要适用于被代理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法律之所以作出规定，一是为了保护处于特定情况下的司主体的利益；二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
三、代理权行使的一般要求
　　（一）亲自行使代理权
　　被代理人之所以委托特定的代理人为自己服务，是基于对该代理人知识、技能、信用的依赖。因此，代理人必须亲自实施代理行为，才合于被代理人的愿望。
　　（二）谨慎、勤勉、忠实地行使代理权
　　代理制度通常系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设，被代理人设立代理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的知识和技能为自己服务，代理人的是为了实现初小蛤的利益。
　　四、代理权行使的限制
　　（一）自己代理
　　所谓自己代理，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与自己为民事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同时为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第三人，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实际上只由一个人实施。上于交易皆是以对方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基本点大化，很难避免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牺牲被代理人的利益的情况，因此，自己代理，除非事前得到被代理人的同意或事后得到其追认，法律不予承认。
　　（二）双方代理又称同时代理，指一个代理人同时代理双当事人为民事行为的情况。在交易中，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总是互相冲突的，通过诗人还价，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平衡。而由一个人 时代表两种利益，难免失彼，因此，对于双方代理，除非事先得到过双方当事人的同产电或事后得到了其追认，法律应不予承认。
　　五、代理行为
　　（一）代理行为的性质
　　讨论代理行为的性质，是为了回答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为何直接或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
　　1.本人行为说。该说认为代理行为并非代理人的行为，而是本人的行为。
　　2.共同行为说。该说谥为本人对于代理人的意思，以及代理人对于相对人的意思，互相结合方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代理行为属于本人与代理人的行为。
　　3.代理行为说。该说认为代理行为就是代理人的行为。但其法律效果的依法律规定直接或间接归属于本人。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浅析我国民商法合一的发展趋势

王春胜


　　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学者对我国商法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然而，对商法的调整范围、体系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较为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主张民商分立，认为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二种观点主张民商合一，认为商法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研究商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的法律地位，对我国法学及立法体例的研究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活动被明令禁止。在贸易发展和封建法制尖锐冲突的背景下，在意大利最早出现了商人行会组织——商人基尔特。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旨在联合保护商人自身利益，反抗封建法制的束缚，后逐渐担负起制定编纂规约或习惯规则等多种职责。这些行业规则、规约、商人惯例几百年间被商人行会因袭沿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十六世纪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萌芽与封建势力的衰落，使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具备了条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以成文法的形式对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加以确认。早期的商法采取的是属人主义立场，即其规则只适用于商人之间，因此，又称“商人法”。
　　现代商法的形成是以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诞生为标志。该法摒弃了商人主义立场，而以商行为观念为其立法基础，开创了大陆法民商分立体例。继法国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均采取了形式商法的体例。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在《法国商法典》商行为法基础上，建立了以商主体为本位的新商人法立法主义，提出了确定商法适用范围的双重标准，即客观商行为与主观商主体相结合。客观地说，无论在内容、结构及立法技术上，《德国商法典》对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影响。1
　　而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中并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19世纪以后，英美国家相继制定了一些商事条例。《美国统一法典》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商法典，实际上是商事合同法。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里，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前都没有统一商法典。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一部分由民法调整，一部分由经济法调整。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冲破封建法制的束缚后应运而生的。它起到了调整传统意义的商事活动的作用，并对民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起到补充的作用，其对经济发展和立法发展的历史影响不容置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民法商法化”的现象，加之经济法的产生，使商法独立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第一，“商人”与“商行为”的概念难以界定。商法学派按照传统的分类将商法主要内容分成商主体法与商行为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发展的结果，导致人的普遍商化，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商人直接成为工业生产者，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使过去依据商法只有商人才能取得经商的特权，现在人人可以取得，导致商人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的消失。2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行为也很难区分，越来越多的营利性营业行为纳入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范畴，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产业”之间的外部差别日益模糊，无业不商，商行为的范围难以列举。传统意义上的商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紧密融合，商业中介人和服务业者逐渐转变为“商人”，形成第三产业。高新技术和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有偿应用，更是扩大了传统商行为概念的内涵。传统商法的立法理论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商法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二，商法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日益商法化，在立法上逐渐出现民商合一的趋势。瑞士于1881年率先制定《债务法》，后将《债务法》并入《民法》作为一编。其后，泰国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等，均采用民商合一主义。意大利原来是民商分立，后改采民商合一，将原来民商二法典合并为1942年的新民法典。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我国的民法将合同关系纳入其调整范围，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都属于民法的特别法。
由此可见，商法发展的趋势是民商合一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