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体制研究

胡利敏

〔摘要〕刑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离不开刑法的解释，因此构建良性的刑法解释体制十分重要。目前的刑法解释的现状存在许多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刑法解释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系统，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三部分的自身状况及相互关系直接决定着刑法解释体制整体性能的良性发挥。
〔关键词〕 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 学理解释 刑法解释体制

刑法作为调节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律，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而刑法规范是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的高度抽象的概括，“徒法不足以自行”，并且“立法者难以预见到社会生活中涌现的大量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它（法律）是难以满足一个处在永久运动中社会的所有的新的需要的。” 因此作为阐明刑法规范确切涵义的刑法解释虽然具有一定的从属性，但其社会意义却极为重要。刑法解释从解释效力的角度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三者在整个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比重和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内容则构成具有某种特点的刑法解释体制，而刑法解释体制的合理性则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发挥直接的作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刑法价值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摈弃不合法不合理的、构建良性的刑法解释体制成为刑法学界应该关注的问题。

一、 刑法解释体制的现状评析
（一） 刑法的立法解释现状
所谓刑法的立法解释，通说认为就是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刑法的涵义所作的解释，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2）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所作的解释；（3）立法机关专门用法令对刑法所作的解释。〔1〕（P113-115）当然，此说不无争议。笔者认为，刑法立法解释可分为广义和狭义，通说是广义的刑法立法解释，因为“制定法律的人要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和怎样解释。” 狭义的立法解释专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所作的解释，因为根据《宪法》第67条、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立法法》第42条规定，凡是关于刑法条文本身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以及刑法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笔者认为，刑法立法解释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对刑法所作的解释。首先，立法解释是立法权力的延伸，从属于立法，但不等于立法本身。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的立法主体是全国人大，解释本身就是立法的一部分，因此不符合刑法立法解释的特定内涵。第二，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所作的解释也不是刑法的立法解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草案说明的对象是法律草案，草案本身不能称为法律，“说明”之后，草案还要根据人大代表的意见进行修改；草案说明的主体也只是人大的一个工作部门——全国人大法工委，它不符合立法的主体要求。〔2〕（P136）
刑法立法解释的现状如何呢？79年刑法已经成为历史，在它曾经辉煌的日子里，其立法解释领域却显得暗淡无光，因为除了某些“法律草案说明”之外，我们找不到一件正式的专门解释。那么再把目光投向97年刑法实施以来刑法解释领域，在寻寻觅觅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立法的六个解释，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难道是97年刑法条文规定明确到不需更多说明，社会发展缓慢或者说97年刑法的前瞻性已经将刑法制定后的情况尽在掌握之中？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刑法条文是由法律用语表现的，而“在所有的符号中，语言符号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种。” “尽管每位作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反映在作品之中，但由于作品语言的局限，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充分地、完全地表达出来，言不尽意是作者与作品关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那么立法用语与立法愿意必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就必然需要立法解释给予说明。97年刑法虽然被有的学者挂上可“垂范久远”的标牌，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包罗无遗，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有人相信这一点。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经生效的法规相抵触？谁又可能完全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沙滩？” 何况，社会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刑法客观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是必然的。因此，要想使一部刑法真正向“垂范久远”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刑法立法与刑法立法解释相辅相成的共同努力。那么之所以存在立法解释“地广人稀”的现象大概主要有以下原因：1、主观上，立法解释机关长期没有对刑法立法解释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疏于行使解释权。2、客观上，立法解释机关身兼数职工作繁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导致及时进行刑法立法解释的能量有限。3、司法解释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越权解释。4、学理解释众说不一，没有对立法解释产生足够的影响。对于如何解决立法解释明显不足的问题，将在第二部分阐述，下面分别评析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的现状。
（二） 刑法的司法解释现状
在有的刑法教科书中，刑法的司法解释被表述为“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规定含义所作的阐明。”〔3〕（P11）显然，此定义只是从解释主体上以区别与立法解释的不同，但这种简单的区别是不够的。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重要区别还在于解释的内容的不同，前者根据《立法法》主要对刑法条文本身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内容以及刑法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情况进行解释；后者则根据《法院组织法》、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主要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而目前的司法解释领域在解释主体和解释内容上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1 刑法司法解释的理论争议
就司法解释而言，目前理论界存在“广义的司法解释和狭义的司法解释”之说。广义的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工作和诉讼程序中对法律的阐释，狭义的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制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对此笔者认为，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理论探讨上，广义的司法解释的观点值得商榷（下文将作分析），只有狭义的司法解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解释。
2、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
第一，解释主体混乱。如上所述，最高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因此只有二者所作的解释或联合所作的解释才是司法解释，但事实上，（1）总揽“司法解释”的法律文件，一些非司法机关如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参与的解释屡见不鲜，使得这些解释有点“四不象”的味道；（2）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地方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不同情况进行刑法的解释的做法，如对盗窃罪的数额标准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地方司法机关可作为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这不但造成事实上的解释主体的混乱，而且破坏了刑法的统一、不利于人权的保障。
第二，解释内容上超越司法权限，侵入立法领域。与刑法立法解释的“人丁不旺”的境况截然不同，司法机关则制定了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仅是97年刑法颁布后，迄今为止，司法解释的数量就有近百件。但是一些司法解释中存在着越权的嫌疑。（1）《立法法》明确规定“凡是关于刑法条文本身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如刑法第384条中“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如何界定应由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但司法机关却越俎代庖，制定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至今对于其效力问题仍存在争议。〔5〕(2)根据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是对“在审判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因此具有后发性和被动性。但实际中却存在着最高法院主动进行的司法解 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因此突破了司法解释的法律规定。（3）司法机关只能根据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进行司法解释，如果突破立法原意， 则关系着对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抽象界定，而犯罪构成的抽象界定只能由刑法立法明确，因此，实际中突破立法原意的司法解释就是对立法权的侵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刑法第236条第2款对于“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其立法精神在于对“保护弱势群体”，其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从条文本身体现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并非由于疏忽而没有考虑是否 “明知”和“自愿”，因为“明知”有可能使许多罪犯漏网，“自愿”不符合“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突破了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是不正确的。（4）司法解释直接对刑法进行补充说明，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解释之实。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直接对刑法第51条进行了补充。
第三，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1）“两高”之间的解释冲突。例如，在对刑法罪名的确定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之间就存在不一致的地方。（2）同一解释主体参与制作的解释之间也存在矛盾。例如，在《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宜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中否定了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但在《关于依法惩处倒卖飞机票犯罪活动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又赋予了地方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
导致刑法司法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1、立法上没有明确规范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例如，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最早确认最高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后见于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确认最高检察院也享有司法解释权，但包括《检察院组织法》在内的其他法律并没有确认，2000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中则肯定了最高法院的解释权，却否定了最高检察院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权，但在《立法法》中却没有体现。由此可见，对于司法解释的主体问题法律上存在比较模糊，因而产生实际中解释主体的混乱。2、立法机关不能及时行使立法解释权，对于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越权”视而不见，不予纠正。3、司法解释的制定缺少监督。虽然《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对制定程序有所规范，但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方面没有约束。4、司法解释的主体没有及时对制定过的司法解释进行有效的清理，所以造成解释上的矛盾。
（三） 刑法学理解释的现状
刑法学理解释就是指由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科研单位或专家学者从学理上对刑法含义所作的解释。〔3〕（P12）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相对，不具有法律效力，也称无效解释。我国的刑法学理解释是在刑法典颁布后才正式出现的，伴随法制建设的进程，学理解释也日益繁荣。目前刑法典释义、刑法教科书、刑法论文、刑法专著等可谓“汗牛充栋”，百家争鸣的气氛十分浓厚。正确的学理解释有助于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都有积极的意义，一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正是在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学理解释的繁荣还具有低层次、多重复的特点，例如，许多人往往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较为重复的观点相同的阐述，或者同一个人出现具体观点和基本立场相互矛盾的阐述；成体系的学理解释还为数不多，等等。因而对立法和司法工作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足够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当前刑法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刑法解释体制领域中：立法解释的地位高但薄弱，司法解释数量多但紊乱，学理解释则呈现低效能的繁荣。因此，现存的是一个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刑法解释体制。

二、 构建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
现代科学证明，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具有特定性能的有机整体。从哲学的角度讲，系统一般具有四个特征：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刑法解释体制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从理论上探讨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在实践中努力使其得以实现。刑法解释体制是由刑法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和无法律效力的解释（简称有效解释和无效解释）两个子系统，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三个要素组成，三要素的结构是否合理、各自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解释体制的性能，因此，构建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整体结构合理化
刑法解释体制的整体结构就是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的组成方式即地位问题。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组成有效解释子系统直接对社会产生法律效力，影响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是刑法解释体制的主体；学理解释虽然不对社会产生法律效力，但是对于宣传法制、提高法律意识，以及完善立法、正确理解、掌握和实施法律，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产生无形的间接影响，因而是有效解释的有益辅助系统，是刑法解释体制的必不可少的子系统。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立法是刑事司法的前提基础，刑法立法的质量最终决定着公民的自由和人权保障，刑事司法则直接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实现产生影响。立法解释体现立法质量，司法解释影响司法实践，因此应以立法解释为主导，司法解释为补充。
（二） 要素自身优质化
1、增加刑法立法解释的量，提高刑法立法解释的质。“法律必须简洁”的法彦说明刑法的规定内容本质上具有相当的概括性、相当的抽象性，那么在立法用语上肯定多处存在不能明确体现立法意图的地方。同时，社会实践的运动变化和立法技术的有限使刑法既适应实践要求又保持相对稳定的任务必然由立法解释来完成，“解释是法律调整机制的必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立法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创造的进程。” 这就要求刑法立法解释达到一定的数量和水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是立法解释的数量还远远不够。为此，一方面，立法解释的主体应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针对所发现的需要明确含义的法律术语和新的情况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另一方面，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对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提出的解释要求及时进行解释说明。二是立法解释应达到一定的水平。“法律不知父母，只知真实”，“法之理乃法之魂”，“对法律的解释，要探求法律本身的真实含义。”〔6〕（P8）为了适应实践的变化、突破立法技术的缺陷，解释主体要在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探求立法精神进行立法解释。为此，一方面立法者要具备较高的法律修养，另一方面立法者应充分重视学理解释，特别是法学专家的学术成果。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说，当我们要求刑法明确、协调、合理时，应当知道刑法的明确性、协调性、合理性需要立法者与法学者的共同努力.〔7〕(P40)另外，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建立一个专门的立法解释机构（应吸收一定数量的著名专家学者）以提供组织保证，这样既能在主观上对立法解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又能实际解决立法机关身兼数职、能量有限的矛盾。并且立法解释的形式应该规范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的解释”，这样简单明了，便于查询和指导实践。
2、刑法司法解释合法化、规范化。
首先，司法解释主体明确化。如前文所说，刑事立法对司法解释主体的规定存在矛盾，这是立法的缺陷，因此希望立法机关尽快给予法律确定，以便明确司法解释主体的合法性。在此针对司法解释主体的现状，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1）非司法机关不能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第一，根据《宪法》及法律规定，司法权独立，不允许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预。司法解释权内涵于司法权，当然也应只有司法机关享有，因此要杜绝非司法机关参与司法解释的行为。第二，地方司法机关和司法官个人不能享有司法解释权。有的学者根据目前实际中存在的地方司法机关制定一些司法解释文件的事实，提出建立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并且承认司法官享有个案解释权。〔8〕（P58－65）有的学者直接指出，真正有效解释法律的不是司法机关，不是整个法院，而是拥有审判权的法官和审判组织。司法解释的主体就是法官和审判组织。〔9〕这难免有些“法律现实主义”的味道，好像与说“法就是法官的判决” 一样的极端。笔者认为，所谓司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法律的理解和直接运用，因为“裁判者只有适用法律的职务，却没有批评法律的权能。” 也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共和国里，政治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一个有关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做出有害于公民的解释了。” 司法官只能严格依照法律文字所展示的含义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活动。司法官的法律解释的效力只能限于具体个案，而不能达于哪怕是与其相类似的案件。因此，这种对司法解释作广义理解（如前文提到）的观点似乎将法官的自由裁量和司法解释混为一谈了。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全国实行同一部刑法，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但要对守法者平等保护，也要对犯罪者给予平等的待遇。如果授予地方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例如对“盗窃罪数额”的授权（实质上是立法解释的范围），导致“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并存。同时，各个地方的解释可能会对同一问题存在较大的抵触，那么就导致司法的不统一，平等原则的扭曲。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建议通过“建立备案制度”，由最高司法机关对 “二级解释”进行统一规制。〔8〕（P64）可见，司法解释权还是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既然如此，又何必制造“二级解释”浪费司法资源、延缓司法进程的弊端呢？（2）最高检察院应从司法解释中淡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鉴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和“控方”角色，如果其行使司法解释权，无异于“运动员”同时也是“裁判员”，导致审判有失公正。〔4〕虽然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确认最高检察院也享有司法解释权，但是正像2000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中所言，“法出多门”，“不利于保证法律的统一理解和执行”。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下级机关提出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予以的答复和对下级工作的指导应与法律解释的性质不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再独立进行法律的解释，但可以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司法解释权。
其次，司法解释的内容应合法化。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独立表明司法解释必须在立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立法机关应对司法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越权现象及时纠正（特别是前文提到的），并针对相关问题做出及时的、明确的立法解释。例如，有的学者指出罪名的确定和罪数问题涉及到犯罪构成和数罪并罚，“罪名解释权属于立法机关”。〔2〕（P110－113）因此，立法解释机关应制定一个明确的罪名解释，而废除“两高”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以便司法统一。同时司法解释主体应加强自身监督，避免越权，一经发现应及时改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权力的制衡、避免司法犯法，才能不降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值得一提的是，应该注意司法扩张解释的正确运用。扩张解释可分为立法扩张解释和司法扩张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司法扩张解释就是按照立法原意把刑法条文作合乎逻辑的、大于其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10〕（P128）笔者认为，如何理解“大于其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成为是否正确运用扩张解释的方法进行司法解释的标准。司法机关进行扩张解释后的内容如果内涵于扩张对象的，就是合法的司法扩张解释；如果进行扩张解释后的内容与扩张对象呈并列关系，则是越权的解释。例如，《关于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故意或者过失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解释就是没有越权的解释，因为“故意或者过失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是内涵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所以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的合法合理的扩张解释。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85年所作的一个批复中规定，对于组织播放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等构成犯罪的，可直接依据《刑法》第170条（79年刑法）的规定定罪判刑。这一解释就是越权的司法扩张解释，因为“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是与“淫书、淫画”相并列，而非内涵于它，将“组织播放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等”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任务应由立法机关完成，这种“大于其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就是侵犯立法权的解释。
最后，司法解释应定期清理。通过解释主体的一元化、解释内容的合法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解释内容上存在的冲突，但最高法院还应该进行定期的清理，一方面避免自相矛盾，一方面使司法解释数量清楚，有利于法律工作者的查询运用。
3、促进中国刑法学派的形成是提高刑法学理解释的层次和效能的当然的有效选择。学派以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划分，“学派的形成会迫使研究者思考自己采取了何种立场、属于哪种学派，从而保持理论的一致性、协调性。” 虽然法律的解释是价值和正义的判断，不像自然科学可用事实验证，但是学派之争可促使原有理论的完善、创新理论的诞生，从而改变刑法学理解释的现状，提升整体水平。一是需要每个刑法学者不断省察自己的思想，从明确的基本立场出发进行观点的系统化；二是需要刑法学术组织致力于举办广泛高效的学术活动，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学派的形成更能发挥对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辅助效能。对于立法解释而言，其主要在于明确术语、协调立法与现实的平衡，因此不仅要注意立法的历史背景，更要注意解释的时代特征（“同时代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而且在法律上最有力” ），学派之争则有助于立法主体从学理领域吸收更符合时代需要、更符合正义的解释到立法解释之中。同样，学派的观点对司法解释制定的合法性以及实施中所体现的公正性可进行一定的监督、提出有益的批评。
（三） 保持刑法解释体制的开放性
刑法解释体制的开放性包括两方面：一是系统内部的开放性，即子系统之间，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有效解释与无效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之间要永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系统对外的开放性，即整个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社会实践、法治文明与刑法解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的进步不断对刑法的解释提出新的要求，后者的发展对法治文明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具有开放性的系统是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保持开放性的刑法解释系统才是良性发展的刑法解释体制。

三、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以上几点对构建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必不可少，而坚持以下的基本原则则为其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1、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解释必须以刑法的用语为根据，“不能离开法律的用语”，“用语的含义是法律的精神”，“应当恪守法律的用语”， “完全脱离用语就是推测而不是解释”“毁损用语的解释是恶劣的解释。”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立法解释明确限定在《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内，从而将立法解释与纯粹的立法行为相区分。对于刑法中没有规定的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属于立法领域，例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等，而非立法解释的范围。罪刑法定原则要求限制司法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因此司法解释不能进行非法的、越权的解释。同样，罪刑法定原则表明“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因此不能“学者之意高于法律之意”， 学理解释是对刑法进行善意的批评，通过各种解释方法使刑法明确化、合理化。
2、人权保障原则。“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但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也要求刑法解释坚持人权保护原则，“有利的应当补充、不利的应当限制”。人权保护原则否定在成文法的前提下进行任意解释，否则公民不能预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自由受到侵犯，人权得不到保障。
3、体系解释原则。〔6〕（P12－14）从哲学上讲，手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是手，离开身体的手就不是手。同样“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显出其真正的含义，或它所出现的项目会明确该条文的真正含义。” 所以对刑法的解释要坚持体系解释的原则。“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规定，不应当由某种不明确的规定而否定明确的规定”， 因此“不通观法律整体，仅根据其提示的一部分所做出的判断和解释，是不正当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9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母婴保健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12月1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自治区主席　李兆焯
　　　　　　　　　　　　　　　　　　　　　　　　　　2001年12月3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母婴保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母婴保健工作实行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实行保健和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将发展母婴保健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增加对母婴保健事业的投入。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母婴保健事业给予重点扶持。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推行母婴保健保偿制度，建立、健全母婴保健服务网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设立母婴保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根据地区差异对母婴保健工作实行分级分类指导，并实施监督管理。分级分类指导办法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各级人民政府的发展计划、财政、价格、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各级工会、妇联等组织应当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第六条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和在研究推广母婴保健先进实用技术、普及母婴保健知识和宣传教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婚前保健





　　第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必须依照《母婴保健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开展婚前卫生咨询、卫生指导和医学检查服务。


　　第八条　开展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置男、女婚前医学检查室，配备常规检查和专科检查设备；
　　（二）设置婚前健康教育场所；
　　（三）具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的男、女婚前医学检查医师和主检医师。


　　第九条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办理结婚登记前，应当到当地经设区的市（含地区行政公署，下同）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
　　男女双方的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华侨或者是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的，应当到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发现患有影响结婚或不宜生育的疾病，在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上写明医学指导意见。对婚前医学检查中不能确诊的，应当逐级转诊。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医学技术鉴定，取得医学鉴定证明。


　　第十条　婚前医学检查应当对下列疾病进行检查：
　　（一）严重遗传性疾病。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如地中海贫血、Ｇ－6－ＰＤ等疾病），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病。
　　（二）指定传染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等疾病以及其他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传染病。
　　（三）有关精神病。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四）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病以及生殖系统发育障碍或畸形等。
　　婚前医学检查项目按照《母婴保健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婚前医学检查收费标准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者交费确有困难人员的婚前医学检查收费的减免办法，由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提出意见，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二条　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方，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第三章　孕产期保健





　　第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划定的服务区域开展孕产期保健指导，为育龄妇女、孕妇、产妇、胎儿和新生儿健康提供下列医疗保健服务：
　　（一）对育龄妇女提供避孕、节育、生育、不育等方面的咨询和医疗保健；
　　（二）对孕育健康后代和影响孕妇健康、胎儿生长发育的遗传性疾病、地方病等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和预防方法提供医学意见；
　　（三）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卡），定期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为孕妇、产妇提供卫生心理、母乳喂养、营养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四）筛查高危孕妇，对孕妇及胎儿生长发育进行重点监护、随访及医疗保健；
　　（五）对产妇做好消毒接生和产前、产时、产后保健；
　　（六）推行新生儿复苏技术，预防并及时治疗新生儿窒息；
　　（七）对产妇和家属开展健康常识教育与科学育儿常识教育。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发现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产前诊断：
　　（一）出生过某种遗传性疾病患儿或者夫妻一方为某种遗传性疾病患者的；
　　（二）怀孕早期曾服用具有致畸副作用的药物或者有致畸理化因子接触史、致畸微生物感染史的孕妇；
　　（三）羊水过多或者过少，原因不明的多次流产、死胎、死产的；
　　（四）年龄超过35周岁的；
　　（五）医学上认为需要产前诊断的其他情况。


　　第十五条　育龄妇女在怀孕期、产妇在哺乳期内，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止从事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孕妇，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并在劳动时间内适当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第十六条　严禁采用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或者其他医学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医疗保健机构怀疑胎儿患有与性别有关的疾病确需进行性别鉴定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十七条　经产前诊断，胎儿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或者有严重缺陷的，以及孕妇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害孕妇健康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医疗保健人员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第十八条　生育过严重遗传性疾病、严重缺陷患儿或者一方属遗传性疾病可疑者的夫妻，再次妊娠前应当到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医学咨询和检查。对确诊患有医学上不宜生育的疾病，医疗保健人员应当向其说明情况，并提出不宜生育的医学意见。


　　第十九条　依法接受助产、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其费用依照基本医疗保险或生育保健的规定办理；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其费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解决。


　　第二十条　推行孕妇住院分娩，提高农村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者暂时没有条件住院分娩的正常产妇，应当由取得《母婴保健员合格证》或者《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人员接生。高危孕妇应当到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


　　第二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对所接生的新生儿，应当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在家庭接生的新生儿，应当在新生儿出生30天内，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接生员签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记录》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登记时，应当查验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并保留《出生医学证明》副页作为新生儿出生登记的原始凭证。


　　第二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新生儿出生缺陷统计报告制度，并对孕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原因进行评审。

第四章　婴幼儿保健





　　第二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母乳喂养婴儿提供技术指导，宣传科学育儿知识，推行和支持母乳喂养，为新生儿生长发育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妇女享有国家规定的产假，有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所在单位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哺乳时间。


　　第二十五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婴幼儿《儿童保健手册》和访视制度，定期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


　　第二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展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尿症等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并进行监测。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展婴幼儿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提供眼、耳、口腔保健及促进婴儿神经、精神发育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对高危、体弱儿进行重点监护。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妇幼保健机构按照划定的区域，对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保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第二十九条　开办托儿所、幼儿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取得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保健合格证书。


　　第三十条　婴幼儿入托儿所、幼儿园，应当持有效《儿童托儿所、幼儿园健康检查表》和《儿童保健手册》，方可办理入托、入园手续。


　　第三十一条　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或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书后才能上岗。卫生保健人员、保育员、营养员等从事技术工种工作的人员应当经过有关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方能上岗。

第五章　母婴保健保偿责任制





　　第三十二条　推行母婴保健保偿责任制度。开展母婴保健保偿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围绕妇幼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预防保健为主的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平等自愿，有偿服务的原则。


　　第三十三条　开展母婴保健保偿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保健保偿对象应当签订书面的保健保偿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保健服务内容、保偿范围和保健金额、赔偿金额。


　　第三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对保健保偿对象进行定期检查、访视和监护、监测，建立保健保偿对象手册，对高危孕产妇和体弱儿实行专案管理。医疗保健机构因技术或者责任原因造成保健保偿对象发生保偿范围内的疾病，应当向保健保偿对象支付规定数额的赔偿金。


　　第三十五条　保健保偿服务对象、期限、保偿范围、保健程序、保健保偿费和赔偿金的标准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六章　技术鉴定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幼保健机构。鉴定委员会实行自治区、设区的市、县三级鉴定制。自治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成员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同级人民政府聘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婚前医学检查结果或者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查结果或者诊断之日起15日内，向医疗保健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鉴定委员会申请医学技术鉴定。
　　申请医学技术鉴定的，应当向鉴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母婴保健技术鉴定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并按照规定交纳鉴定费用。


　　第三十八条　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接到鉴定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医学技术鉴定，出具医学技术鉴定证明；发现疑难病症的，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延期30日出具医学技术鉴定证明。
　　申请人对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鉴定证明之日起15日内逐级申请重新鉴定，并依前款程序进行。


　　第三十九条　鉴定委员会进行技术鉴定时，必须有5名以上相关专业鉴定委员会成员参加。鉴定委员会成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实施监督和管理，并按照区域卫生规划，指定医疗保健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监测和技术指导工作。


　　第四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开展母婴保健工作，建立医疗保健工作规范，提高医学技术水平，提供优质的母婴保健服务。


　　第四十二条　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医德素质修养，自觉为母婴当事人保守秘密。


　　第四十三条　实行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制度。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或者《母婴保健员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方可开展母婴保健业务和执业。
　　从事孕产期保健、助产技术、婴幼儿保健、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机构及人员，以及家庭接生员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和分级审批；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机构及人员，经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商同级民政部门后，由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和审批；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人工助孕以及外国人和境外人员婚前医学检查的机构及人员，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和审批。婚前医学检查机构管理办法，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十四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母婴保健员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和出卖。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母婴保健员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以违法所得的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接生、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实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母婴保健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前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施行结扎手术、终止妊娠手术、助产以及其他方式致人死亡、残疾、丧失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及人员在从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工作和医学技术鉴定时，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出具虚假医学证明的，对医疗保健机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吊销执业证书；对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托儿所、幼儿园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卫生保健合格证书办所、办园的，应当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托儿所、幼儿园聘用未取得健康证明书的人员从事保教、保育和炊事员工作，或者录取未经健康检查或者经健康检查不宜入托、入园的婴幼儿入托、入园的，应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及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母婴保健信息管理制度，拒报、谎报、隐瞒、伪造以及涂改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报告的，应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伪造、涂改、转让和出卖《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员合格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的，处以3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不符合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个人颁发《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侮辱、威胁、殴打母婴保健工作人员或以任何方式阻碍母婴保健工作正常进行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指运用实验室手段对新生儿进行检测，从中发现导致儿童体格发育和智力发育障碍的先天性、遗传性内分泌及代谢缺陷性疾病，以达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目的。
　　高危产妇，是指高危妊娠的孕产妇。凡有可能引起难产或者给孕妇、胎儿造成一定危害的妊娠称为高危妊娠。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保健机构，是指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的，依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