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说,充分吸纳了近几年未成年司法改革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体现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是对于该制度的具体运行程序,如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决定主体、考察帮教的具体内容以及效力等,规定的较为笼统,实践中有时难以把握,具体体现在:一是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在实践中难以掌握。首先是刑法分则中法定最高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只有两条,一条是刑法的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另一条是偷越国(边)境罪。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最高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9种犯罪,分别是非法拘禁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职务侵占罪、敲诈勒索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在实践中难以掌握。二是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如是否履行做出一定给付,弥补被害人损失,或做出其他公益给付等。三是没有规定审查决定程序。四是考察制度笼统,考验期是否就是考察期等没有明确。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制定有关诉讼规则时,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统一认识。

　　一、适用范围

　　刑诉法规定了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对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判断,应当规定由检察机关根据事实和证据具体判断,而不只是限定在法定刑的几种情形。另外,还应规定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排除情形,如对于惯犯、累犯,或具有黑恶、恐怖组织性质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正在服刑期间的,或者没有监护条件的等几种情形,不应当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二、审查决定程序

　　一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程序。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刑事案件,应按审查案件程序进行,由承办人根据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辩护人提出的申请,提出适用的理由和意见,经公诉部门集体讨论,报分管检察长研究后,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然后由检察长签发决定。二是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程序。符合第273条第一款规定情形,提起公诉的,由检察长决定,没有必要提交检委会研究。考验期满,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应当由检委会决定,并在作出决定后告知公安机关、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公安机关的提出复议、复核,被害人的申诉权等,适用相对不起诉的相关规定。

　　三、考察的内容、程序和形式

　　附条件不起诉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认定,但又是一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措施,其意义在于让失足的未成年人通过教育感化重新回归社会,其目的在于对涉罪的未成年人放弃起诉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间能否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监督考察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就要把“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贯彻于办案全程,树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司法理念,使失足的未成年人通过真诚帮教、细心疏导、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有用之才。

　　在考察内容方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三款规定了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应当遵守的四条规定,第273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两种情形。笔者认为,还应当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的附加义务,即赔偿被害人或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做出一定的公益给付,即在敬老院、医院做义工等。

　　在考察程序方面,为确保附条件不起诉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建立“检察院、公安机关、社区(家庭)、学校(单位)”的“四位一体”监督考察体系。笔者认为,规定中的考验期,就是监督考察的期限,即一年以下,六个月以上。此外,还应该规定,在考验期内至少要考察几次,并采取定期考察和不定期考察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笔者认为对考察人的定期考察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比较适当。

　　在监督考察的形式上,应采取三种方式:一是走访社区、学校、派出所,了解被监督考察人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情况;二是定期约见,对其加强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疏导,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三是发挥监护人监护作用,与其建立沟通联系方式,及时掌握思想动态,配合做好监督考察。考验期限届满,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应当写出悔罪表现总结及体会,社区、公安机关应出具相关意见,公诉部门对整个监督过程、监督成效和鉴定意见进行汇报,如没有本法第273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由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后,作出不起诉决定。

　　四、监督制约机制和救济机制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71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救济机制。考虑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阳光”审判权和辩护权,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机制采取“当然异议”制度,赋予其对附条件不起诉的自由选择权。笔者认为,在监督制约机制和救济机制方面,还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完善公诉转自诉的被害人救济机制。明确规定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不服向法院提起自诉的期限。笔者建议,对于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被害人应在收到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起自诉;如果没有申诉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应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起自诉。在举证方面,引入法律援助制度。如果法院采纳了被害人的告诉意见,认为应当将被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应当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果建议不被检察机关采纳,可指定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为被害人在法庭上承担举证责任。二是完善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纠正。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当或错误时,应当指令下级检察机关纠正。

　　(作者单位:山东省郓城检察院 山东省检察院)

监护人承担责任应以被告身份参加诉讼

骆玉生


一、案情
2002年4月29日，四岁幼儿宋某到九岁幼儿汪某家玩耍时，正遇汪某与其姐发生争执。汪某用棍子撵打其姐时，误将宋某右眼戳伤。宋某住院用去医疗费5018.5元。后经法医鉴定，宋某右眼构成八级伤残。同年12月30日，宋某以汪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医疗费、伤残补助等费用共计43937.50元。而汪某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二、处理意见
本案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以什么身份存在承担赔偿责任，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是：汪某在该侵权过程中，虽非故意，但确有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应有责任人汪某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从程序上说，原告宋某仅起诉汪某一人，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也只能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由汪某的监护人即汪父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就未成年人致他人损害行为承担的这种赔偿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替代责任。监护人并不能以自己已尽了监护职责仍不能避免损害结果为由而主张免责。本案中，汪某系未成年人，其造成宋某右眼伤残，因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也无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其无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汪某的诉讼是由监护人汪父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既然汪父参加了诉讼，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即承担赔偿原告宋某损失的义务。判决主文可以表述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汪父赔偿原告宋某医疗费、伤残补助等费用…”
第三种意见认为，以汪某的监护人即汪某的父母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由他们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是：1、从实体上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2、从程序上说，《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率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案件的当事人，才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相反，如果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即不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法定代理人不是当事人，只是诉讼参与人，所以不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本案中，因为汪某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汪某的父母只有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才能接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才能让他们承担赔偿原告宋某损失的义务。如果他们不是作为被告，而只是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他们完全有法定理由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三、评析：
本案是典型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第一种意见看起来是适用侵权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判决由责任人汪某承担赔偿责任。但忽视了汪某系未成年人的事实。汪某无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其在诉讼程序上和承担实体义务上不同于一般的当事人。同时，第一种意见也忽视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这样的判决，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也无法执行。本案中，汪某既无承担赔偿义务的财产，也无承担赔偿巨额损失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第一种意见肯定不妥。
本案第二种意见看起来是纠正了第一种处理意见的错误，判决由被告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赔偿原告宋某的损失。但忽视了“法定代理人”不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规定。没有分清“法定代理人”与“被告”这二者之间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不同。《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的法定代理，是专为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进行诉讼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法定代理人作为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其诉讼代理权的发生原因，既不基于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表示，也不基于法定代理人的意见。而是为了维护无行为能力人和社会利益。法律规定一定的人作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不但赋予他代理的权利，而且要求他承担代理的义务。法定代理人既是当事人民事行为的代理人，也是其诉讼行为的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视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法定代理人所进行的一切诉讼活动，均视为当事人的行为，与当事人在诉讼上的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法定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居于与当事人类似的诉讼地位，他不仅有权处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权代为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但是，法定代理人虽然居于与当事人类似的诉讼地位，但他对于诉讼标的毕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是实体权利的直接享有者和实体义务的直接承担者。民事诉讼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一种，根据前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效果，仍直接由被代理的当事人承担。本案的第二种处理意见中，汪父虽然是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但他参加诉讼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仍应有汪某承担。法院只能判决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判决由被告的法定代理人赔偿。而判决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结果就变成第一种处理意见了。
另外，汪某的监护人还有他的母亲，如果按照第二种处理意见，也应将他的母亲列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防止他们在承担责任时互相推委、扯皮。从这一点来说，第二种处理意见也是不妥的。
从民事诉讼理论上来说，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有三个特征：1、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2、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本案中，汪父、汪母因其子汪某损害了原告宋某身体的侵权行为，基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与原告宋某产生了法律上的损害赔偿关系。而要落实这一实体条款的规定，让他们承担赔偿原告宋某损失的责任，使他们接受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拘束，在程序上只能是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以当事人（被告）的身份参加诉讼，而不能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进行诉讼。这样，他们与原告的诉讼标的就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否则，他们没有接受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拘束的义务。如果按第二种意见处理，仅让汪父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法律文书生效后，汪父有法定的理由抗辩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综上，从程序上说，本案应该在汪父、汪母作为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的同时，将汪父、汪母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实体上驳回原告宋某对汪某起诉的同时，判决汪父、汪母共同承担赔偿原告宋某医疗费等费用的义务；这样，才能真正从实体上、程序上及时维护原告宋某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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